首页 -> 2006年第2期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
作者：孙立平
字体： 【大 中 小】
其次，在1980年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气象和发展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发展，但也因此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也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然而，这种权力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转的苗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使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突然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那时其中一些人被称为“万元户”。但当时其人数极为有限，他们所获财富的数量也不算大，他们的存在尚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后来成了19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与1980年代的财富及资源扩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及资源聚敛过程。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城市或其他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各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是在失利者出现之前造就了得利者；但1990年代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使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1990年代这个改革的失利者显现的年代里，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均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过去十几年中它已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明显的凋敞，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不少地方的乡村已很少见到年轻人，有的村庄成了“空壳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农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1997年以后大多数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乡村基层被掏空。近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省以上财政，基层政府的财力越来越弱。有不少县级政府无法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目前全国乡镇政府的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实际负债还不止这个数字；村委会的负债也急剧上升，一个村庄负债40至50万元是常见的。
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资源配置从改革初期的扩散模式转变为1990年代的积聚模式产生的第一个直接社会结果是：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支配着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强势精英群体。不少学者期待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出现所谓的“中间阶层”，于是他们把私营企业主的出现或“白领阶层”的扩大都看作是体现这一趋势的苗头。然而，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实演变却兆示着另一种趋势，即像南美国家那样成为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
由于政治权力制约着“市场化”过程，重要经济资源被权力拥有者所垄断，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资本聚积速度相当快，有些人几年内就从几万元起家而拥有了十几亿元的资产。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的发展过程，总体性精英的资本扩张速度就更反常了。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被称为“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原本可能由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所占有的资源，多半被总体性资本所垄断，结果总体性精英不仅遏制了中国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因此，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迅速暴富的同时，大部分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人口沦为贫苦的社会群体。
19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体制外的商业精英，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曾一度令体制内的政治经济精英十分疑惧，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实上与这种疑惧有直接关系。但在1990年代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彼此之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19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都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稳定话语”成了双方建立联盟关系的基础。其次，19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地方利益所驱动而立场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与体制外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再次，在1990年代兴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这也增进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亲和性。最后，知识技术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这个联盟，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随着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和商业精英的结盟，这个联盟囊括了各类精英的主体，于是在中国社会中成为唯一的强势社会群体。这个强势群体不仅代表民间的经济势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垄断部门。
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即上述强势精英群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家（政府）的自主性则日益降低。国家机器本属于公共管理机构，理应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要协调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因此，国家在不同利益群体面前应当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所谓国家的自主性即体现在这种超越性上。此外，国家机器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着社会中的许多资源，又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这一功能本身也要求国家机构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左右。但现在中国所出现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即国家的自主性在明显下降。
199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地向社会上层倾斜，忽视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追求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也应当对私营经济实行优惠政策，但是，社会公正也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然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资源分配方面却重经济政策、轻社会政策，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同时也缺少有效的照顾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社会政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确实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