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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裂变
作者：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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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中国的情形而言，2000年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至多只及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能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人口也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国内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至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的农民还可以用农业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今天许多农民反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他们反倒比过去更像小农。
学者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实际上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的，可被称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换言之，当时的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分，构筑了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完全不同，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的工业化。但是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流动仍然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彼此是不可能相互隔绝的。当时整个社会仍然保留着那种“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征，城市居民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市对农村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的，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基本上回流到农村。
现在中国社会已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购买农副产品，而其余的支出，如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费用、电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及其他服务等，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关系；此外，许多原来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改成进口了。这样，城市居民支出的大部分很难再流入农村。这意味着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农民和农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城市社会不再对农村有高度依赖；相反，城市社会日益进入一种自我发展的形态。这时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甚至可把它视为一种更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规定造成的，而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的。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或许可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3.“断裂的社会”并非“多元社会”
所谓“断裂的社会”是指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别与经济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阶段相对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讨论社会的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时，必须注意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认识混乱。
“多元社会”是19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征。它大体上有如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着对“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即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断裂的社会”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其实，“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互相对立，但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仍能在整体上相互结合。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的不同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也无法结合成一个整体性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如果借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托氏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初露端倪的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
今天的中国究竟属于哪个“浪潮”呢？如果观察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所见到的尽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总裁都改称CEO了，这大概可以被视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然而，从北京的中关村往西南走十几公里，那里的石景山区有全国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区的情景与全国大部分大中小城市一样，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其特征是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的排放。近年来，那里的人们又多了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下岗失业”。若再深入到广袤的农村，到处所见则依然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农户家庭仍旧是基本生产单位，耕种着很小的一块土地，收获的农副产品大部分由农民自己消费，能出售的部分非常有限；农民们固然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因收入微薄，只能对这些产品“渴望”而已。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简单命题，也是关系到社会整合难度的复杂问题。隶属于截然不同的时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不同社会群体本来应当属于不同时代的诉求共存在一时，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互相脱节，甚至彼此矛盾，这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挑战。例如，对于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都使都市居民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有着切身的感受和紧迫的要求。可是在乡村居民或矿区职工面前，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似乎就说不太响了。笔者前几年去过山西，那是一个因长期大量开采煤炭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当地干部谈到环境保护时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与都市居民的环保生态意识相比，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文化层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从都市学人中的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普通城市百姓的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热，再到农村的地方性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中国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种多时代文化的混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阶层居民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不得不每天观看那些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电视文化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值得深思。
作者说明：1994年笔者与王思斌、杨善华、王汉生、林彬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提出了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框架；1998年笔者和李强、沈原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本文可被视为上述两文之续篇。在本文写作中笔者曾多次与沈原讨论，形成了不少观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孙立平，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走向现代之路》、《发展的反省与探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