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古典的毁灭与生活的恐惧
作者：河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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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都严峻地摆在我们政府职能的面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一点不容置疑，但这并不表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毫无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清涟先生所说的，“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怨恨情绪普遍增强，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迭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兴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以及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这些社会黑暗面的问题虽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但确实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心理上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一种无法排遣的愤怒导向了自己，而一个家庭的悲剧也由此而生。
农村：身份认同的极度困惑
在故事层面上，《胭脂扣》显得非常老套。一个痴心女子和负心郎的故事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层出不穷(比如《杜十娘》和《白蛇传》)，除了说明中国男人比较花心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道德训诫的意义。但从自杀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绝佳的文本。“胭脂扣”作为过去时代的爱情信物原本在1930年代的如花和十二少的心目中价值连城，它代表着忠贞的爱情(同时也代表着一种过去时态)，但经过五十多年阴间的等待，当如花回到人间，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十二少与她殉情的谎言被揭穿了，五十年前的爱情际遇经过了时间的历练，却忽然成了一个丑闻和笑话，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胭脂扣遭受“基本的贬值”，它回到了现代时态的十二少的手中，而且带着如花的伤心、绝望和不屑。
如果以古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霸王别姬》中的虞姬和程蝶衣的自杀以及在乌江自刎的项羽都可以算得上“从一而终”、“有仁有义”。也许都是李碧华作品的缘故，《霸王别姬》的叙事方式和《胭脂扣》非常相似，同样存在两种时空观的二元对立。古典时代的种种观念(当然包括自杀)在现代社会的运行准则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之所以不被包括师兄在内的人们所认同，就缘于他固守一种所谓“过时”的道德规范，拿戏文中那一套化石似的生活方式硬嫁接到现代中来，显然，时间不对了——其中其实隐含着一种对“往事不可追”的扼腕叹息。
如果我们把“胭脂扣”的寓言推而广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当下的自杀现象同样存在着这种现代性焦虑的因素。马克斯·韦伯的“祛魅说”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实质上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上帝死了，神退居幕后，世俗社会才有了“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动力，才能使资本主义精神在西方得以发扬光大。韦伯继而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和西方一样产生资本主义，是因为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具有一种阻力关系。中国人对待圣贤书的态度和西方人对《圣经》的态度有得一拼，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更热衷于掌握一种社会的或者心理的平衡(中庸之道)，不给逼急了，农民是不会起来起义的，“士”这个阶层也情愿以背诵四书五经为乐。但是当船坚炮利的西洋军队以武力打破这种平衡，使得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新青年”激进地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学说，才能赶英超美、救亡图存时，儒家伦理才在制度层面上彻底崩溃。但问题在于，在民间，特别是那些偏僻的乡村，虽然没有桃花源“未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么夸张，其行为规范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祖上的旧制，农民意识通过婚丧嫁娶等等民俗形式保留了下来。但是这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精神寄托在田地和子女的健康成长之上，它们就是他们的宗教，他们没有别的精神寄托，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完全押宝在一件事物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中国的情况是：农村自杀率是城市自杀率的三至四倍。涂尔干认为，一个地区发生大规模的自杀现象，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大变局有关。当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是考上大学就是进城当了民工时，一切都改变了，像如花一样，似乎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扭曲，这是一个有钱人的花花世界，和质朴节俭的农民、山青水秀的田园风光可不是一路。对融入现代社会的渴望和现实的种种挫折往往使心理失衡。传统的农村社群和农民意识都在迅速解体，取而代之是遥不可及的城市乌托邦。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那些考入大学的农村学子从此以后就摆脱了农民身份)，这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他们可以通过打工赚来的微薄收入在老家充充脸面，在城市里却什么都不是。身份认同的极度困惑困扰着他们，让他们不知道该走向何处。临床表现为心烦意乱，容易动怒，对自我的价值认识偏低。
河北省青龙县朱石岭村一个叫文琴的妇女，因为丈夫打了几下顽皮的孩子(一岁半大)就自杀了，自杀未遂后，医生询问她自杀的原因，她向医生表示：她心里乱得很，不知道是怎么了，心理压力大，鬼使神差一般就喝了农药。她还说刚刚喝完农药以后她很后悔，不是后悔自己这条命去得太容易，而是后悔那些药要一千多元钱，让她给糟蹋了。在她的眼中，自己的生命还不如一千元钱。据我了解，这种莫名奇妙的自杀在农村相当普遍。
与意识上的脆弱和空虚相比，另一方面的痛苦来得更为切实，那就是经济上的压力。湖北农村的黄春婚姻十年间，生了三个女孩，生到第四胎总算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却欠了一屁股债。丈夫后来患肝癌逝世，家中一贫如洗，黄春在经历了第二次失败的婚姻后再也无力支撑这个人不敷出的家庭，也无法提起生存的热情，只好喝农药自杀了。还有媒体报道有父亲因为供不起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一时想不开而自杀。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实在是不怎么新鲜。
农村经济的增长在1990年代后有所趋缓，而城市发展的步伐却从未歇一歇。这就造成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大幅提升，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结果是大量的失业——公开的、隐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如此数量的农民自杀是中国结构性危机的结果，温铁军先生也认为国内劳资矛盾非常突出，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仍未很好的缓解。农民现在正选择革自己的命来表示一种悲壮的、无言的抗议，这些用血写就的自白书被医生们误读了，被改写了，正如瓦格纳曾经说过的，所谓自杀动机的统计，实际上是负责提供这项资料的医生对动机的看法的统计，因为这些统计者和自杀者都并不清楚他们发生心理危机的社会学原因。
城市：利己主义自杀
当然，中国的自杀问题还不简单的是一个“三农问题”。我们不能漠视城市中同样越来越严重的自杀和心理危机现象。费力鹏大夫指出：城市内的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精神分裂症，其患者要超过农村。只是他们没有选择用自杀这种更为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罢了。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利己主义自杀是高等社会中的主要形式。所谓利己主义自杀，不是说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自杀，而指的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个人的生活而生活，并且只服从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