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古典的毁灭与生活的恐惧
作者：河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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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一柄斧子上
像伏在一具琴上
——海子《自杀者之歌》
俄罗斯《晨报》2005年7月25日发表安德烈·克赖尼题为“中国人正因自杀而绝种”的醒目文章，文章指出：“近一年内，中国有近二十五万人自杀，主要是服用农药或化学毒剂。农村自杀现象尤为严重，自杀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而自杀人数则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刚开始我和很多读者一样，觉得这又是外国人中常见的一种见风就是雨的夸夸其谈，但随着资料搜集和采访的深入，我才发现，这一回俄罗斯人恐怕并没有道听途说。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数据更为触目惊心：“中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估计约425万；每年约有28．5万人自杀，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为2．87万人；城市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高于农村，但自杀率却远低于农村……自杀将成为十五岁到三十四岁中国居民的第一大死因。”不论是俄罗斯《晨报》，还是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出示的数字，都可能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中国农村妇女自杀调查报告》统计，自1990年至1994年，每年自杀人数达到324711人，而就这两年中国精神卫生方面的发展状况来看，其形势更不容乐观，在某些省份更有恶化的趋势。
按照联合国全球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成功人数的10—20倍的理论来估计，中国自杀未遂人数将达285万—570万，具有不同程度心理疾病的人数达到俄罗斯《晨报》所说的“三千万人”之巨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这表明，俄罗斯《晨报》的报道还是严谨的，没有失实和夸张，一场精神鼠疫(看来，远比猪链球菌疫情来得可怕)正在中国大陆上蔓延，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WHO)独立调查后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现状忧心忡忡，他们发出警告，中国自杀死亡数目在未来几十年内还会大幅度上升。自杀在中国二十岁到三十四岁妇女死亡原因中高居第一，作为中国三大精神卫生问题之一的自杀现象应是中国政府的卫生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005年7月的《读书》杂志在头条位置发表了吴飞先生写的关于中国自杀现象的札记文章。吴飞先生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主任费力鹏大夫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以亲身经历讲述他所了解的中国自杀状况。他认为，中国农村妇女的自杀很多都是非常草率、非常情绪化的，原本只是为了吵架和赌气后吓唬一下亲人，就顺手拿起身边唾手可得的剧毒农药，一饮而尽，结果酿成惨剧。农药的易得性和毒性太大成为中国农妇自杀成功率居高不下的“双保险”，这种说法已经成为国内相关部门和西方媒体津津乐道的对象，定性为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的第一杀手，似乎很有道理，深思之下却不免令人感到疑惑。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说个别农妇因对农药的毒性知之甚少而“误入歧途”还情有可原，那么说每年(请注意是每年)近十万农村妇女的自杀(总人数达到十七万左右，喝农药可能占到百分之六十甚至更高)都是因为她们对农药知识的匮乏而造成这样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至少也应该追究农药推广和安全保障方面负责人不作为的相关责任，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动用一切宣传手段，改变农民认为农药“不毒”的滑稽现状，相对于去杜绝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迷信活动，让农民不要去喝农药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吧。但事实却无情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的是简单地限制农药生产，或者监控销售环节的措施，农药是农村的必备品，这样的措施既不治标又不治本。
对中国自杀现象，费力鹏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其他大夫的说法是精神疾病在中国的蔓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造成的人间悲剧，这种可能性绝对存在，但问题同样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根据北京方面出示的证据，精神分裂症患者只占到自杀总人数中的百分之十左右，也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自杀者其精神状况还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他们可能焦虑、愤怒、悲观、绝望，对生活丧失信心，但有没有达到精神疾病的程度则值得商榷。普林尼的说法可能代表了一大批中国自杀者的内心欲求：“生命并非是令人快意的，我们不必费任何代价去延长它。无论什么人，必有一死，虽然他的生活充满着憎恨与罪恶。心境烦恼的人，有一个主要的救济，即大自然所授予人的最崇高的幸事——适宜而死，此法的最佳之处，就是每个人都能利用它。”叔本华则认为，乐观的人也可能自杀，其临界线就在于，只要外部肉体的痛苦超过心理承受能力，不论他以前是一个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都可能以自杀来一了百了。
事实上，文化程度、两性差异、种族、遗传基因、个人素质、心理状态、精神病、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可能对人的情绪产生影响。大多数自杀的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很低，在贞操、爱情、生育、经济、家庭暴力、子女教育和田亩收成的各种压力之下压抑和扭曲着自己的灵魂，但她们的承受能力终究是有底线的，一些看似偶然的赌气式行为，其实背后总是隐藏着日日夜夜的不满、愤懑、忧伤和无助，自杀只是一次“横竖横，拆牛棚”式的总爆发。这是中国农村的最底层，不仅要承受城市迅猛发展的诱惑及其“副产品”：强烈的自卑感，还要承受以丈夫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的压迫。在农村，妇女仍然是“劣等人种”，贩卖女性的人贩子屡禁不绝就说明这种潜在市场仍然非常旺盛，而家庭暴力更让这些坚韧的脊梁一次次地屈服下来，她们的抗争遭来的是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唯一能够奏效的手段恐怕只剩下了农药。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自杀率的国家(高出百分之二十六左右)，这种奇怪的情况不仅出乎世界医学界的预料，也出乎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预言。在那部自杀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自杀论》中，涂尔干也认为妇女由于她们任劳任怨，喜欢安于现状的特性，所以自杀率总是低于男性，他用非常翔实的数据统计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沿，当引人深思。请不要将目光仅仅死盯在妇女身上不放，中国男性的自杀人数同样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就简单地认为中国人自杀人数排世界第一位是“天经地义”的事。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收入低，人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这就是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但对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工资性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工资得不到保障，不能按时足月发放，生活就难以为继，那些靠退休金生活的职工更是如此。”在城镇是如此，在农村更是雪上加霜。在自然灾害频发的2005年，很多地区的农民颗粒无收，冬天是北方地区的雪灾，春夏之交则是中南部地区的水灾，虽然国家给予了一定的优惠和补助政策，但仿佛杯水车薪，比如子女的学费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让不堪重负的农民愁眉不展，甚至走上极端的案例已经见诸报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已经比任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