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古典的毁灭与生活的恐惧
作者：河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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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自我感觉状态——这一种自杀是由于个性太强。从历史上来看，这一类自杀者往往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着独立判断事物的能力，也正因此而常常被时尚的潮流抛到了一边。城市中，这种自杀模式显然占据了上风。
王国维的自杀具有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后来被陈寅恪加以强化，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以“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方式抵抗现代化“推土机”的一面旗帜。王国维所痛心的是传统的丧失，尽管他留过洋，却以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学术之道为己任，值此“一国文化衰亡之时”，王国维做出这样激烈的举动，力图维护一种文化的纯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同样是一种现代性焦虑症，说明在城市中也存在着身份认同的障碍，而且很可能被一种个人主义的想法极端化。和王国维非常相似的是胡河清，这位被王晓明教授认为是“绝不与时俗同流”的文学批评家终日浸润在古典的氛围之中神游千里，做他自己的“白日梦”。他“常常望着花园中老槐树的黑影，憧憧而思”，这种思想的慢与户外商业社会的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胡河清死于细雨霏霏的夜晚。夜晚对胡河清而言一直是一种秘密的隐痛，失眠让他不厌其烦，而不可遏制的梦境则使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夜晚是胡河清的精神毒药。上海那个充斥欲望幻想的夜晚对于一个以古典生活为最高生活目标的学者来说难道不正意味着一场劫难?在农村中是农民的绝望，在城市中则是一种虚无主义观念的甚嚣尘上，逃学、毒品的蔓延、性行为和一夜情的放任自流、摇滚乐和各种“颓废艺术形式”的盛行都在加剧着都市人的迷惘和不适感。在胡河清，跳楼可以看作是高蹈者最后的抗议之声，为古典的尊严作了王国维式的“以死相争”。毫无疑问，城市(特别是夜晚)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催情剂，在激怒和困扰着胡河清这位“特立独行的人”。
所有的人在读到海子的遗书“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时，都会下意识地觉得这是证明海子自杀的最好标识。不过如果从涂尔干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标榜个人主义的最好宣言?海子的死是个人的死亡，它无关于他者，是体现他庞大诗歌帝国梦想的最后一次化学反应的结果，所以他很早就把自杀的工具——斧子——看成是和抒情的工具——琴——一样美妙的事物。
张国荣曾经向他的母亲说过和海子非常相似的话：“我是谁，我是最美的那个。”“我最美”，个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美与不美、高贵与卑贱、支配与被支配的世界，就像海子心目中诗人与非诗人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等级。研究过张国荣自杀的批评家张念这样分析张国荣的死因：“他急于摆脱困境，结束自己，在一定的高度碎裂，摧毁和这个世界的一切联系。”剥夺自己与世界的一切联系不是一种自闭，而是让自己像皇帝一样去登基，居高临下地审视他底下的臣民——那些庸庸碌碌的人，所以张国荣的自杀，同样是一种典型的利己主义自杀。
显然，和张国荣不太一样，海子、戈麦们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原因，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戈麦生前好友桑克先生当谈及十四年前戈麦的自杀时，仍然非常沉痛，他说：“戈麦自杀的原因，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也都在找。只是有一些猜测。这些猜测仍然保留着，一是精神的，我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是生活方面，这个比较次要。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精神压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有自杀倾向，且有实践的，不止戈麦一个人。我自己也是如此。不过戈麦的死使我们不再继续死了。那时大家都绝望到没有路可走的程度了，主要是精神，而精神压力是和社会生活有关的。其中私人原因也有，但是比较次要的。和那些比起来，私人原因又算得了什么呢?”
张国荣衣食无忧，还有一部分城市居民就不那么幸运了。更多的城市居民从来没有选择当无产阶级的愿望，他们总是拼了命去养家糊口，而迎接他们的却往往是一盆冷水。贫富差距的拉大，忽视了“分配”中的公平原则，造成了中产阶级这一中间支撑性阶层的重要缺失，而就业保障的轰然倒塌，也使贫困群体(或者相对贫困群体)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强化。虽然余华说“活着的人就应该活着”，但死去的人并不愿意遵守余华的教诲，他们有自己的生存逻辑。
当生活的恐惧超过了死亡的恐惧，我们没有理由再苛求那些死者。那些用自己的方式远离我们的人，虽然“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但我们相信，请珍惜生命，这句话永远是健康社会应该给予那些悲观者最诚挚的忠告。
(注：本文所涉及的自杀以及自杀未遂者文琴和黄春为化名)
河西，学者，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随笔《园林乌托邦》、《恶之平庸、现代性与经验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