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长大？
作者：芦 苇 王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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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这些对我们触动很大，所以《秦颂》的剧本是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与心血的，企图为中国的历史电影坚实地迈出一步，可惜的是这一步走偏了。
我曾对导演反复强调过，《秦颂》的主线是一个友谊破裂的故事，高渐离与赢政童年的关系愈生死与共情同手足，日后两个人精神冲突与决裂便愈痛苦愈见悲剧的力量，所以两人儿童时代在狱中共患难的戏是全影片的根基，俗称“戏根”。戏根若成则全剧皆通，戏根若失则全剧尽输，《霸王别姬》成功道理便在这里。但令人深憾的是在拍摄中偏偏将“戏根”连根掘掉了。剧本中俩孩子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情节尽被砍弃，将俩人的形象改成了恣意妄为无恶不作的小狂徒，竟把狱长生生活埋了。这已脱离了类型的制约，成了无厘头搞笑版的意思了。在拍摄期间，扮演秦始皇的姜文曾多次提出疑问，身为至尊至圣的秦王，凭什么要宠爱高渐离这个讨厌麻烦的家伙?他问的一矢中的。砍掉生死之情，俩人的关系便无从发展了，本无交契何谈破裂?姜文、葛优的挑梁大轴，赵季平的音乐、曹久平的美术可谓阵容煌煌，但却无法挽回这部主题与情节失却指向的电影了。
《荆轲刺秦王》的主题与情节则是出奇的混乱庞杂，以至于我看过剧本后无法断定它的类型所属，忧心忡忡地去找陈凯歌说，这个剧本全然不顾情节剧的基本章法，在主题人物情节上均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你这是拿大商业片的投资去搞一部——说的好听，去搞一部实验性的无类型电影，这样干你踏实吗?我的出语可谓言重，但未能引起他的警觉，他回答说踏实的很。当时我面对陈凯歌，脑子里却冒出了一句湖南人常用的叹谓：“唤不回来的!”
后来我专门买票进电影院看《荆轲刺秦王》，为自己不幸言中而暗暗叫苦。影片的制作技术精湛出色，但在剧情与人物的逻辑关系上，如其剧本般的混乱不堪难以理喻，犹如进入了一座无视结构原理的巨无霸式的建筑之中，满目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堆砌，台词声嘶力竭内容却苍白无力，弄得观众从头到尾都不知所云不明所为，影院内仅有十几名观众中途走掉若干，在西安市原定放映一周的档期只两天便匆匆撤片了事。
陈凯歌在拍这部电影时抱负很大，说这部电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希望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所表达，但结果事与愿违。他在拍《黄土地》时默然无语，这部投资连《荆轲刺秦王》的零头都不到的电影，倒是实实在在地表现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色，而且令人信服感动。反观《荆轲刺秦王》，剩下的只是一大堆华丽堂皇却散乱无序的碎片，陈凯歌在起步之时便达到的境界，在盛名之后却失坠而下，今昔的变化令人唏嘘。
《英雄》的主题可谓虚妄可怕，端的是要从根本上颠覆武侠精神与武侠片类型。替天行道公义战胜邪暴是武侠小说武侠电影(包括美国西部片)永恒的不二法门，背弃此旨即失去武侠精神的价值，武侠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行尸走肉。可叹的是《英雄》里的武侠竟能被暴君一通言不及义的思想教育给洗了脑，幡然悔过地改变了世界观，认秦始皇为大救星，还心甘情愿地去当祭品了。这算是哪门子的武侠?纯属一个弱智的奴才。只有秦始皇写武侠才会用这样的笔法，滑天下之大稽且诓世间之民智，与司马迁笔下的的游侠列传真是天壤之别。武侠对中国人太重要了，乃是民间百姓对公平正义最后的梦想与希望。张艺谋后来检讨，说他用秦始皇出场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问题不在这里。你都抹杀了武侠精神，将武侠片嬗变成了思想教育片，不论哪个皇帝出场，反正黎民百姓们寄托武侠的希望破灭了，连梦想都没得做了，这才是触犯天下众怒的要害所在。试看黑泽明拍那么多的武侠片，没有一部敢去涉这路混水的。难怪后来《英雄》在文化界与媒体网络惹来的恶评沸反，连金庸先生也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了。
《英雄》是一单赚得大利的生意，也是自毁招牌之举，滚滚而来的钞票既抬高了他的身价也埋没了他的半世英名，值当不值当，后人自有评说。
我们撇开秦始皇的历史功过不谈，就一个叱咤风云扭定乾坤的戏剧人物而论，这三部电影都愧负于他。他是历史舞台上集壮志与酷才于一身的伟大演员，对于他身上诡异的魅力与复杂的欲望，这三部电影均显得才力不逮望尘莫及。这证明了第五代电影人的两个问题：一，在精神价值上的失衡与紊乱；二，在艺术创造力上的萎顿与无能。在贝特鲁奇所拍的《末代皇帝》面前，我们都是侏儒。
王天兵：我在美国看《英雄》，感觉不像在国内看那么差，因为彼秦始皇非此秦始皇。而且在影片中，这个秦始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行为，他背过身去，等刺客行刺。这种行为，在他的“言不及义的思想教育”之外，感化了刺客。
以头脑清醒著称的著名电影评论家伊伯特(RogerLbert)都说这是部具有非凡的美的影片。美国观众不知道咱们的秦始皇，所以看至此，已经忘了他的强权和屠杀。
贝特鲁奇的《末代皇帝》对宫廷生活的描述达到了一种令中国人尴尬的可信度。可是我无法接受这部影片中那个备受凌辱、命运多舛、风流倜傥的溥仪。比如：在《我的前半生》中，他自己承认在抗战末期，因为巨大的压力，他变得残忍自私，根本不把自己身边的亲人当人。而在电影中，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身在美国，再看此片，我更觉得不舒服。
你自己上山下乡过，还坐过牢，而且你的两部戏《霸王别姬》、《活着》都涉及二十世纪中国的苦难。但我从没听你教训过谁“你没吃过苦”。你从时代病中逃逸出来，大概扒过自己几张皮吧(剖析过自己)?
芦苇：苦难大概是生活的语境，所以佛陀干脆宣称人生就是苦海。纳博科夫通过普宁的声音说，我们在人生中真正能够获得的除了悲哀，还有什么?被美食琼液折磨得消化不良的崇祯皇帝，与饥肠辘辘饥寒交迫的李白成都在忍熬着各自的苦难，天子与贱民皆无从幸免，这正是我读中国历史的感受。
再说，狼把自己的崽子赶到荒原上去，更大的驱动力是生存与父爱的本能，而不是虐子的心理。苦难是浸透于心的体会，对我而言，会给写电影剧本带来坚定的自信。当写到此境此况中时，我笔下的人物就会有血有肉呼之欲出，足以使人泪透纸背。苦难既然如此普遍，又何须他人的训示?
我确实是从政治的时代病中逃逸出来的，现在努力从商品时代病中逃逸出去，不管扒他几张皮都在所不惜。
王天兵：纳博科夫赞美人生，他说过，生活对他就如新产的乡村奶酪和蜂蜜。
你在对自我、对传统批判之后找寻精神出路时，碰上了西方电影。你说过你是看完《末代皇帝》才突然找到《霸王别姬》的视角的。《霸王别姬》有一股“京味儿”，又有浓郁的“洋味”。你反复说过中国人要是信基督教那是中国人的福分。你在电影技法上成熟了，但或许还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小弟弟?你自己长大了吗?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成人?
芦苇：写《霸王别姬》剧本时，贝特鲁奇所拍的《末代皇帝》对我的启发影响是关键性的。剧本以人为本，所以视角是全球的人都能理解的。不管京味儿与洋味儿，都是一部好电影的诱人味儿，庆幸那一次我们干的还算不错。
我们的老祖宗相当狡猾地绕过了一神教的信仰阶段，结果孕出了无数以眼前利益为终极目的的怪胎，这就是被“五四”学者们所断定的“功利型文化”，亦形成了今日国人们普遍的精神状态，对这种结果你满意么?我们且不谈基督教对生命的珍重奠定了人道主义的基础，如果能遵从最简单的戒律，比方说不说谎作伪，中国电影就会自然实在有人味的多，不至于满目的虚情假意或是无情无义，这不是福分么?
我在电影技法上远未成熟，也不在乎是否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小弟弟，这纯粹是一个中国祠堂族谱式的问题。在精神的选择上，我只问良莠无分东西。与其当个昏聩的爷爷，不如当个明智的孙子，只要心智健全明白事理，你爱怎么论序排辈都行。
芦苇，编剧，现居西安。主要剧作有《霸王别姬》、《活着》等。
王天兵，艺术批评家，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西方现代艺术批判》、《我这样画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