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环球笔记６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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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所以还是值得整段引用：
“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底层生活经验应该是社会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反映工人等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历来薄弱。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当代中国的工人群体的写作虽然不成熟，但却引领过风潮。胡万春、蒋子龙、陈建功等工人作家的小说，李学鳌，戚积广、王方武等工人的诗歌，以及反映工人群体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在当代中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经验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有机会重新提及包括工人在内的底层生活的写作，是缘于‘文学第三世界’的重新崛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中产阶层刚刚萌发的时代，是一群热血青年以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产阶层的极大警觉和对底层生活的同情和重视。倡导对底层生活和民众的关注。”
“但这一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之命运是可以想的，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事过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青年们倡导的文学观念已经被部分作家所实践。”
“王安忆的《富萍》，林白的《说吧，房间》、《妇女闲聊录》，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摩罗的《六道悲伤》，曹征路的《那儿》以及内蒙古平庄矿区工人作家群《太阳城》丛书的出版等，集中表达了文学第三世界，的再次复兴。”
妙。但话要说清楚：“在现代中国这一写作内容几为真空”。
真的吗?“五四”时期，不是已经由“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了吗?稍后的创造社的“热血青年们”，不是早已经断言，像鲁迅那样的“老作家”，如果不获得“第四阶级”的“意识”，就写不出东西来了吗?北京、上海两地的学者，现在不都在纷纷研究“1950—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努力从中寻找“经典”吗?
“他们不仅被嘲笑被讥讽，更重要的是他们被媒体和‘精英阶层’无情地剿灭了。”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我竟然不晓得还有这等“无情地剿灭了”的惨剧。真是麻木得可以。
但繁华兄尽可以不必悲观，至少据我所知，“媒体和‘精英阶层”’早就行动起来，一起来宣传、来论证、来保卫“第三世界文学”了。那辉煌的第一战役，就是为繁华兄复仇，越过时间的隧道，先行“剿灭了”八十年代的“纯文学”。一切“底层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之外的“纯文学”，就不仅要“被嘲笑被讥讽”，恐怕将来的词典里连“文学”一词也要删去，一律换上“第三世界文学”。
(胡 兵)
纯文学向上，还有什么向下?
针对学者郜元宝的《被剿灭的纯文学》一文，作家曹征路在《文学报》上做出了回应。曹征路称：
我印象中近两年文坛有两件事情一直在热闹，一是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二是关于“纯文学”的讨论。这两个看似文艺学领域的专业话题，实际上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都是中国社会急遽分化断裂时期的文化症候。在网络上，口水战的双方往往被简化为左派右派，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但其中的确折射出当代文坛六神无主的精神乱象。
最近在网上读到郜元宝先生的宏论《谁剿灭了“纯文学”》，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仔细读了，原来是批评孟繁华《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的。郜先生不欣赏工农出身的作家写作，也不同意把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说成“第三世界”。
我不清楚有谁胆敢剿灭“纯文学”。“纯文学”不是正执掌着话语权且风头正健吗?说实话我自己也“纯”过，作为一个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小说作者，我自认还是知道一点当时的情形，以及“纯文学”观念在后来的创作实践中的影响和变异。因为郜先生在文中点到了我的名，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要是我连答辩的勇气都没有，好像也太露怯了，连哼都不敢哼一声?
正如郜先生所言，“纯文学”在八十年代是“绝对有所实指的”，指的是在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一股文学思潮。当时的始作俑者钱理群、李陀等人都有过很清楚的说明和反思，它指的是文学要从僵硬的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单一的文学创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回到心灵，回到文学本身。应该说这一文学主张当时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所以才有了“纯文学”、“文学性”、“艺术自律”等等说法。但由于这一说法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化”的策略，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副作用逐渐显现，以至于它自己也成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有益无害”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近几年的质疑和讨论，和文学自主性的要求。尽管讨论的各方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否认这一事实的好像还没有。
但“纯文学”的虚幻性是显而易见的，许多批评者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说明文学无论如何都处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自足的文学空间。文学从现实中逃离出来，只不过进入了另一个圈套而已。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由批判“工具论”开始，发展成为另一种工具的全过程。
“纯文学”观念在学理上也是无法自治的。如果说它“向上”，大约还有唯美主义的一面。然而美学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既要“唯美”，就不可能顾及“真”和“善”。朱光潜在引用经验主义美学时举过一个例子：一艘轮船在海上航行时遇到了大雾，太阳光的映照下这些雾在不同人的眼里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经验的船员考虑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船主立刻想到这艘船可能被毁灭，而旅客却在欣赏难得一见的美景(大意)。此时的旅客就在唯美主义的迷思之中。
近年来有些人喜欢引用韦伯来说明“艺术自律性”。韦伯把人类的经验分为知识、伦理、审美三个部分，以此论证彼此分工是必要的。让科学去求真，让道德去求善，让艺术去求美，互不干涉。即纯文学应该回到文学自律原则上来，只要美的原则而无需考虑真和善。因此我们看到，在“纯文学”的视野中，没有时代真相和道德判断，没有生活逻辑和公平正义，更没有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关怀。这也反过来证明，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历史条件下强调“纯文学”，实际上就是主张虚假的文学，主张瞒和骗的文学。它“向上”还是“向下”是一目了然的。当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位唯美主义者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喜欢谎言，是玩儿虚的。“纯文学”就像橱窗里不停变幻时装的塑料模特儿，美则美矣，爱它很难。现在有人指出假来了，所以郜先生急眼了。
事实上，在二十年“纯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我们只要看一看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明白“向上”“向下”了(以某些被商业资本炒作和郜先生喜爱推荐的作品为例)：
就表现对象而言，“纯文学”大体经历了心灵叙事——个人叙事——欲望叙事——私人叙事——隐私叙事——上半身叙事——下半身叙事——生殖器叙事这样一个发展路线图。依我推测向下还有发展余地：还可以有精子叙事和卵子叙事，肯定会更加本质纯粹。当代小说的女性化色情化倾向其实是被诱导出来的，它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处于暴发期的狎亵趣味，它和旧时的名士做派还不太一样，别不好意思承认。总之“纯文学”王国是有特定边界的，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排斥机制，凡与时代有关与历史社会内容有关与公共话题有关的指意均被排斥在外，因为它们不“纯”。
就表现形式而言，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当代小说进入了一个主义轰炸、形式至上的时代，写什么不重要了，怎么写才是第一位的。说白了就是移植模仿西方小说的“写法”，因为当时认为让文学回到自身的唯一通道就是形式变革，解决技术落后问题，赶超世界一流。所以要玩博尔赫斯、玩福克纳、玩卡夫卡。一句“多少年后，x x x想起父亲在他十几岁时说过x x x”，曾经迷倒了一代作家，出现无数个“过去现在未来时”的叙述文本。九十年代趣味又变了，开始玩“轻”的，玩米兰·昆德拉、玩卡尔维诺、玩杜拉斯。总之人家老外就是这么玩的，咱们得跟上趟。
(乔 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