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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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
为什么会把农村教师当作是“被管理和使用的对象”？除了体制的问题，也有观念的误区，因此李瑾渝教授提出“必须重建‘农村教师’概念”，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我由此而想到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的问题。这应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另一个关键问题。
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农村教育落入了“城市中心主义”的误区。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乡村教育在整个中国教育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倾向。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人们的议论也很多。但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此，也会遮蔽一些或许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其实教育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一个更内在的表现，是整个教育设计中的“城市取向”。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通过逐层考试，最后成为城里人（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或城市上层社会里的成员（对于城市孩子而言）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与最终指向的。通俗的说，我们的教育成了“升学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脱离了生活，也脱离了青少年的成长，唯一的目标，就是升学。因此，我们的乡村教育，是与乡村生活无关的教育，是完全脱离中国农村实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的教育，是根本不考虑农村改造与建设需要的教育，也就是说，农村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乡村教育以及整个教育的视野。
正是这样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乡村教育陷入了困境，而且这是一个全方位的困境。极少数的农村孩子，承受着远超出城市孩子的负担，以超常的努力，通过残酷的高考竞争，上了大学，实现了“逃离农村”的梦，但也从此走上了永远的“不归路”。这些年，又有些本科或大专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回到了农村，却完全不能融入农村社会，如我们在下面还要引述的韩少功先生的文章所说，他们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因为他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要脱离土地，他们的父母即使这样也不愿意他们回到土地上来，而农村凋敝的现实也无法吸引他们扎根于土地。
而绝大多数高考竞争的失败者，无望通过逐层竞争上爬者，或者提早退出而辍学，即使在校继续学习，也因为无望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而学校的教育者——校长、老师们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对他们的教育，这样，这些农村的孩子尽管“混”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文化程度。
这样的低质量的教育使得他们在离开学校以后，即使有机会以打工者的身份来到城市，也会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再加上城市的排斥：生存的艰难、人格的歧视等等原因，这些年许多到城市寻梦的农村青年又回到了农村，这就是“打工者的回归”现象。
但这些回乡青年却又在农村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如前所说，是与农村生活无关的教育，他们既无从事沉重的农业劳动的体力与习惯，也没有从事多种经营、参与农村改造、建设的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城市取向”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灵已经失去了农村的家园，即使身在农村，也无心在农村寻求发展。他们中的有些人就成了在城市与农村都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游民”。
记得前几年，我在报上读到居住在农村、因而对农村教育有近距离观察的韩少功先生的一篇文章，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次来开会，我又把它翻了出来。文章有这样一段话，特别触目惊心：“我发现凡精神爽朗、生活充实、实干能力强、人际关系好的乡村青年，大多是低学历的”，“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见韩少功：《山里少年》，原载2003年8月29日《文汇报》）——这真是对我们的脱离农村生活、以逃离农村为旨归的教育的最大嘲讽与报应。
要知道，我们的乡村教育从根本上是靠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支撑的，而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却培养出了这样的“游民”，我们实在是愧对农村的父老乡亲的。——而农民也有自己的对付办法：既然教育让孩子成为“无用之人”，那就干脆及早退学回家：在我看来，这就是农村辍学之风屡禁而不止的深层原因，这是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向我们的教育发出的警告。
我们由此而得出这样的警示：乡村教育必须改变以升学为唯一取向与目标的定位，要面对全体学生，着眼于他们自身生命的健全成长，为他们以后多方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留守农村，还是走出农村、到城市发展，都能打开局面，即“走得出，守得住”。同时要加强教育与农村生活的联系，注重对乡村改造与建设人才的培养。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教育应该有三重使命，三个培养目标。一是向高等学校输送人才，这既是发展高等教育的需要，也是农村青少年的权利。农民的后代完全有权利和城市人的子弟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在中国以至世界的广阔空间寻求自己的发展，这理应是我们所追求的教育与社会平等的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点上现行的高考制度是有它的合理性的，是不能轻易全盘否定的。第二是向城市建设输送人才。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建设都需要从农村吸收劳动力，农村自身也有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培养有文化的城市劳动者必然是农村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第三，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地理情况复杂，人口众多，因此，即使中国城市化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仍然会有广大的农村，有为数不少的人口留在农村，于是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的提出。农村教育理所当然地要担负起培养农村建设和改造人才的重任，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村建设人才主要还是仰赖本地学校的培养。
为适应与落实农村教育的以上三大使命与目标，必须建立农村教育的新的结构。我和社会学家王春光先生讨论过这一问题，我们一致认为首先应当在农村发展与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使每一个农村的孩子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基本的高质量的现代教育，这是教育和社会平等的基础。鉴于目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辍学现象，以及办学条件的恶劣，因此，在西部农村真正地，而不只是在统计数字上普及义务教育，并保证教育质量，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做很大的努力，无疑应成为西部农村教育的重中之重，应是国家教育投入的重点。记得我在2000年和《甘肃日报》的记者的谈话中，谈到一个观点，我现在还是这样看。我说：“发展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以发展大学和作为大学生源的高中普通教育为中心，着重高、精、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是以小学、初中的基础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为重点，主要着眼于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国家的全局来说，这两种教育是应该兼顾的。但在我看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主要差距是劳动者素质低，这是长期制约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考虑城市孩子要求上大学的社会压力，把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投资，忽略了更广大城乡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一块，就会把本已存在的东、西部教育以及劳动者素质的距离越拉越大。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主张不要发展大学与高中教育，而是强调西部地区发展教育的战备选择，应该是重点发展九年制义务教育，适度发展高中和大学教育。”（《西部开发中的教育问题之我见》，见《语文教育门外谈》一书）——这确实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是不可掉以轻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