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思考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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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论坛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感兴趣之处，就是有许多来自第一线的农村教师，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本来第一线的老师对教育与教育改革是最有发言权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也由于观念的原因，却使得第一线老师无论在关于中小学教育的讨论，还是教育改革方案的设计，教育制度、政策的制订中，都始终是缺席的，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指令行为，这固然是教育本身就是国家行为这一基本特点所决定的，但它缺少自下而上的民间支撑，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其中之一就是将教师看作是被动的执行者，他们的声音被忽略就是必然的。而我们在这里举行关于西部农村教育的论坛，就是希望能够发出民间的声音，发出第一线农村教师的声音，以使我们的教育与教育改革能够获得自下而上的民间推动力，与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良性互动与相互制约。
这两天和大家有了初步的接触，发现诸位即使在农村教师中也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来到这里，真不容易。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刚才，听到陕西省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李小锋老师的发言，我掉泪了。他所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实在令人震惊：“13、31、103、134、4。13就是我从1992年至今已经当了整整十三年的代课教师；31，就是我今年刚好三十一岁；103，就是我现在的工资每月为103元；134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有134名，4名还考上了大学；4就是我身兼数职，校长、主任、老师、后勤，整个学校就只有我一名教师。”这数字的背后，有农村教育的真实。西北师范大学王嘉毅教授在这次论坛的发言中告诉我们，到2004年年底，我国农村小学共有代课教师60万人，目前甘肃全省有公办小学教师9.7万人，而代课教师则高达4.2万人，这些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农村中小学。这就意味着代课教师事实上是我国农村教育的重要支撑力量，但他们的待遇却惊人地低下，而且他们作为教师的权利更是被严重地忽略甚至被剥夺。在这样的难以想象的恶劣境遇下，李小锋这样的代课老师却十数年、数十年地坚守在教育第一线，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为最边远山区培养了人才。这令我们敬佩、感动，更让我们羞愧难言：我们整个社会给他们应有的关注和帮助了吗？
我还要向陕西延川县土岗镇小程小学的贺权权老师表示敬意，他跋山涉水来到我们这个论坛，向我们报告了从事复式教学的农村教师的境况：这又是一个重要而被我们所忽视的教育群体。“西部阳光行动”的尚立富在采访时，甘肃成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告诉他，目前该县有三分之一的小学仍依赖复式教学才能维持。因此，有专家指出，在西北、西南欠发达地区的边远山区，复式教学班所占的比例仍很高，而且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适应边远地区学生居住分散、办学条件简陋这样一些特殊情况的。问题是绝大部分从事复式教学的教师处于封闭环境中，却很少有人关注。贺老师的发言让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呼声，我们将如何回应呢？
四川仪陇县大罗小学谭秀容老师所报告的农村女教师的情况，更可谓触目惊心。谭老师说，当年从仪陇师范毕业怀揣梦想走进大罗小学的七姐妹，如今只剩下她一人，这怨不得姐妹们，条件实在太苦！但这回她到了兰州，才知道甘肃农村代课女老师的境遇更令人辛酸：她们每月的工资不过140元，最低的只有40元，可就是140元，有位女教师已是三年分文没领，真不知道这路是怎么走过来的！而由此造成的后果则更让人忧虑。王嘉毅教授提醒我们注意：在城市中女教师比例已达70％以上，成了城市教育的一个问题：而农村则相反，女教师的比例仅占42％，在甘肃、西藏、贵州、四川、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据尚立富在宁夏一个乡的调查，女教师仅占25％，而且多在中心小学，16所村小就有13所没有一名女教师。女教师的稀缺不但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也造成了许多新的教育问题：首先影响农村女童教育，在甘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没有女教师，女生不来上学。当然，更根本的还是宗教、传统观念等原因，使得女童的辍学率特别高，谭老师所在的大罗乡，今年升入高中的学生，女生只占九分之一。这就形成了两个怪圈：“女教师少”与“女童就学少”互为影响，以及“女童就学少——母亲素质差——贫困愚昧——多胎生育——女童就学更难”的矛盾：这同时就成了制约农村长远发展的一个因素。看来，关注农村女教师的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
我见到甘肃靖远县三滩中学的胡成德老师，特别感到亲切，因为我在这个论坛上是年龄最长的，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教龄；胡老师是到会的农村教师中年龄最大的，已有三十多年教龄。胡老师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数字，也很值得注意：在他所在的乡，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0％，50岁以上的老教师占40％。由此带来的教育改革的问题是，一方面，有的领导把这次教改理解为对传统课堂教育的全盘否定，根本不重视、甚至否定老教师所积累的农村教育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对老教师来说，面对变化迅速的新的教育形势，又没有机会得到培训，很难适应新的教育任务，感到无所适从。胡老师说，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书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些在农村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教师，给以更多的尊重、理解与更切实的帮助，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认真反思我们当下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呢？
宁夏西吉县沙沟乡顾沟小学的马树仁老师所提出的“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的现状”问题，是西部农村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让我们忧虑的，不仅是少数民族学校教师缺乏、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状况差，更是民族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的问题。
非常感谢诸位老师让我们了解了西部农村教育的真实问题，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部教育的“扶贫”的迫切性，国家必须以更大的教育投入来根本解决西部农村教师，特别是他们中的代课教师、女教师、从事复式教学的老师、老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农村办学的基本条件问题，这是首要的，可以说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真倾听李小锋老师代表西部农村老师发出的呼唤：“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西部的老师与孩子们，也多么希望有设备完善、宽敞明亮的现代化的教室，使山村教师不再有跋山涉水去上课的艰辛，不再为生活所熬煎，不再有危房上课时的心情，不再出现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情况。我真希望山村教师也能在电脑前享受网络信息沟通带来的欢乐，不再忍受不仅是物质的贫困，还有无助的孤独和寂寞。当然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公办教师，每月有四五百元的收入……”——听到这样的呼唤，是不能不为之动容的。它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的叩击与拷问。
这里我还要特别响应西北师范大学李瑾渝教授的发言，他所提出的农村教师的“义务与权利失衡”问题，在我看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更深层的、更带根本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很多地方、很多学校，我们的农村教师实际上是一个“被管理和被使用的对象”。李教授说，当下农村教育管理通常的思维是：对教师必须通过奖惩施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才会好好干活”；达到上级制定的考核目标是学校管理的最高任务，教师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考核目标，“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好”。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教育行政官员的训话：“饭碗你要想要，那就好好抱住，否则就丢开，滚蛋走人，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还有相应的制度，如“末位淘汰制”、“后果自负制”等等。这都对农村教师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至造成了心理恐惧。尚立富就听到这样的诉苦：“现在的老师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就被下放或辞退了”，“如果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学校和教育局的要求，不但要扣工资，有时候末位淘汰制就把你淘汰了”，“尤其是现在实行聘用制以后，校长的权力更大了，真的是为所欲为，所有的标准和真理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他们都喜欢听话的老师，不喜欢有想法的老师。聘用制实行过程中，谁来监管校长的权力？老师有多大的个人发展和生活空间？”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与环境中，就出现了李瑾渝教授所说的农村教师的“四无”状态：或“无助”，想做事而无助；或“无奈”，想做的事没有办法去做；或“无望”，看不到自己的希望何在；或“无为”，无所作为，陷入孤独、孤立的困境。这正是提醒我们，中国农村教师首先面临的是物质贫困，在深层次上，又存在权利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因此，要改变西部农村教育的落后状态，当下首要的是要加大教育投入，从长远发展看，还需如李瑾渝教授所强调的那样，建立农村教师“赋权”和“增能”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西部农村教育界，要有“站在西部农村教师立场上的思维方式”，李瑾渝教授说得非常好：“没有从教师的实在困境当中去理解教师，也不会对教师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帮助。农村教师的需要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发展中的真实困难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有谁能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呢？”——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我们每一个关心西部农村教育的人，必须时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