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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6年第4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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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戈)
  
  国有企业应该向全民分红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总裁柳传志,日前在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国家对国有企业有投资就应该有利润回报,特别是国家提供了垄断性资源的企业,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国家更应收取利润分红。”(3月14日《新京报》)
  谁投资谁就应该收到回报,柳传志的意见无疑是非常合理的。但这个主张还不够彻底,还应该更进一步,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应该向全体中国公民分红。因为所谓国有企业,其实也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每个公民都可以算是企业的股东,都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企业的红利。
  国有企业向全民分红,这种做法在海外早有先例。比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阿拉斯加州政府就用这笔财富建立了一个“永久基金”,基金投资的收入被用于给所有的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每个公民分红了。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正在密切关注阿拉斯加州的全民分红的实践,拉美、以色列和美国的其他一些州都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式的全民分红的政治主张和运动。欧洲的推动全民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在布莱尔首相推动下,英国已经向全民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给每个新生儿童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
  中国能不能借鉴阿拉斯加的做法?应该是完全可以的。比如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天然气等公共资源相类似,我国的中央国企大多属于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稳赚不赔的垄断收益更应该造福全民,向全民分红,而不应该仅仅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地方上的国企也可以考虑这样做。
  国有企业向全民分红,还有一个好处是解决了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问题。近年来,主张国企改制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产权不清晰”。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是“全民所有,全民都不关心”。但是,当“全民分红”直接到分每个公民时,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因为直接对个人的分红可以加强公众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进而推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公有资产委员会,审查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预算。可以说,全民分红是公有制的本质要求,是公民权利的经济表现。至于全民分红在扩大消费、减少浪费和腐败以及简化税制等方面的好处,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全民分红可能会让一些人产生一个担心,那就是会不会变成一锅13亿人同时吃的“超级大锅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认为不会,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每月能够领到100元的失业救济,那他就不会愿意接受一份月薪90元的工作,因为这等于让他的月收入减少了10元。但如果他每个月可以领到100元的全民分红,那他仍然将愿意接受月薪90元的工作,因为这会使的总收入上升到190元。
  (郭松民)
  
  弗朗西斯·福山的转向
  
  弗朗西斯·福山是美国新保守派的理论代表人物。近十余年来,新保守派知识分子是布什主义的思想智囊,为布什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准备。福山是里面积极的一员,是对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极为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
  福山在其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里,宣布在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时期,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将代替其他制度成为世界的政体主流。为适应和推动这个潮流,他与其他新保守派都认为美国应该承担道义责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推动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福山一直积极支持布什的外交政策。三年前的伊拉克战争开战一个月前,他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舆论准备,发表讲话认为为传播西方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创造性的毁灭”是正当的。战争开战五天后,他撰文为这场战争叫好,宣称:“美国人有完全的理由来庆祝萨达姆的独裁倒台。”
  然而最近,福山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美国在十字路口》,整个姿态摇身一变,对布什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新保守派的思想进行反思清理批判。在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承认自己早就不再是新保守派了。
  福山认为新保守派的理论思想有很多失误。其失误之一是对伊拉克战争的认识与估计不足。福山现在意识到,美国以武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强制推动民主似乎是不可行的。他举例说,如果美国自己都无法解决比如华盛顿地区的贫穷问题,到一个文化上完全异己的地方,没有地方本土资源准备,贸然实行民主,解决别人的问题,恐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福山这个反思,是对伊拉克战争的道义可能性的重新估价。
  新保守派的另外一个失误,福山认为是运用美国军事力量达到道德目的这种思想的错误。新保守派主张 “仁慈的霸权”,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实现道德目标比如传播民主政治。福山现在认为,运用政府来实现各种“社会工程”计划,这种野心很可能会背后失火,根本失误。
  福山承认自己早就不再是新保守派了。原因在于他认为,新保守派的“更替政权”、“仁慈霸权”、“单方主义”、“美国不必守国际法”等信条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蔑视。虽然他还是相信美国的使命是推进民主,但是目前的布什政府把这些信条都军事化了。即使是对美国的推进民主的使命,福山也认为,其他社会的民主并不是美国能决定的。根本的动力还是每个国家和人民的意愿。“内在的力量”才是民主的决定力量。
  对伊拉克战争,福山认为,布什政府用撒谎的手段把美国拽进了这场战争,因为如果布什说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去打仗,美国人民不会买他的账去支持他。其次,布什政府低估了战争的后果和影响。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美国的孤立,美国在全世界由于这场战争遭到了福山有生以来从来都没感受过的孤立和愤恨。现在的世界的反美主义应由美国负责。新保守派必须反思。
  福山还认为新保守派错误地、过分夸大了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威胁。所谓“圣战”,福山认为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产品,不是文明传统的产品 (在这点上他和亨廷顿对立)。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把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接纳和溶解成西方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到中东地区去“解决”问题。
  (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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