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
作者：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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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下的目标,却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是站在要把鲁迅的文学放在某种本源的自觉之上这一立场上的｡我还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述,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罪的意识之上｡(P8)(6)
他不是先觉者｡他一次也没明示过新时代的方向｡……鲁迅的做法是这样的: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时代对决,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这种态度,给人留下一个强韧的生活者的印象｡像鲁迅那样强韧的生活者,在日本恐怕是找不到的｡他在这一点上,也和俄国的文学者很相近｡(P11)
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与的政治性｡(P19)
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变｡可以说,我是在不动中来看鲁迅的｡……(我感兴趣的)是他从什么时候获得了这样一个时机——一个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的时机,一个他获得了文学自觉的时机｡(P39-40)
无使有成为可能,但在有当中,无自身也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原初的混沌,是孕育出把“永远的革命者”藏在影子里的现在的行动者的根源,是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P142)
如此引证竹内好,并非受竹内好大段大段引证鲁迅的影响,而是发现展示“竹内鲁迅”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方式,正好是竹内好处理鲁迅的方式｡竹内好称他的《鲁迅》是一种“研究笔记”,在其中,他没有采取那种“假说—实证”或“论点—论据—论证”的惯常方式,而是接连不断地大量引用鲁迅著作和生平,然后发表自己的“感想”｡他的这些“感想”有很多并非能得到鲁迅著作引文和生平资料的具体佐证,甚至他经常会说,鲁迅自己所言的也未必符合他自己的实际,“我对这种说法是并不照字面去接受的”(P69),但我们又总能从他大量引证所形成的综合印象中,感觉到他论述的有力｡换句话说就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并不是仅抠字面的,他是从字里行间､从文字和事件的背后､从那个未被展示的鲁迅形象中,获得他自己的鲁迅形象的｡这一点成为他在日本学界屡遭批评的一个原因,虽然他同时又是任何日本鲁迅研究者无法绕过的一座山岭,甚至有着“竹内恐惧症”的说法｡而“竹内鲁迅”之于我们,恐怕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很多方面,我们无法把他对鲁迅的论述具体地还原到鲁迅那里,但却在整体上,他把握到了我们可能同样感觉到,却难以聚拢､更难以命题化的鲁迅的核心｡那么,这个被把握到的鲁迅的核心是什么呢?鲁迅首先并不是一位启蒙者,在“启蒙者鲁迅”诞生之先,就已经存在着一个作为“文学者”的鲁迅｡但“文学”却又不是那个以作品形态出现､作为艺术或人文学科门类之一的文学,而是“近似于宗教的罪的意识”(P8)(7)｡它之于一个文学者,就像宗教之于一个宗教者一样,二者处于同一个位置:“使文学者成为可能的,是某种自觉｡正像使宗教者成为可能的是罪的自觉一样”(P107)｡鲁迅生平中有那么一个时刻,当时,“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但鲁迅却“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也正是在那一刻,“文学者鲁迅”诞生了｡其中,那个叫作“回心”的东西,正是那个“文学者”的内在结构(8)｡这个被竹内好先验式地描述着的内在结构,却又完全产生于历史之中,产生于“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9) 近代世界史的格局中｡这个文学者内心的所有痛苦､悲哀､绝望,以及由绝望中生发的希望(并继续以绝望为底色),都和他所身负的历史有关｡鲁迅在个体层面上的自觉,比之对民族命运的担负,可能由于“文学者”的被强调而具有了优先性地位,但具体兑现在他后半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中,包括他之被称为的对文学纯粹性的恪守,则完全不等于这样一个公式:文学=个人,政治=整体(非个人)｡政治和文学的关系,在被“假称”(P109)对立之后,又被奇妙地连接在一起:“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P134)“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P135)“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鼴关系｡……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P134)从“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P142)这一经典的而又富于争议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作为“本源性”的“终极之场”的文学者,也在无限地生成出“革命者”(10) 或其他任何可能的“什么什么者”｡因此竹内好才说:“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变｡可以说,我是在不动中来看鲁迅的｡”(P39)
竹内好对鲁迅的这些“玄言”式的概括,透着某种本质论的气味｡假如这真是一种本质论的话,那也是框架上的,而在其内里,在其细部,却也同时存在着某种强大的非本质论的反力,使其在“结构”之际就已埋下“解构”的种子｡孙歌用“在零到一百之间”来概括,可谓得其神髓｡
而“竹内鲁迅”之于我们,则首先在于他帮助我们标出了在人的信仰位置上,作为一个现代东方人的鲁迅,究竟放置上了什么:不是儒释道,不是基督教,甚至也不是历史目的论;它看起来像是虚无主义,但由于他对绝望也绝望,以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强力,以一种超越了绝望(老人)和希望(女孩)却又在绝望和希望之中的“过客”的精神,又坚决抗击了虚无主义,并带着绝望和希望的张力,成为一个历史的介入者｡而批评或遗憾鲁迅在自我堕入深渊之际却没有走向上帝之爱的中国学者,是以最非中国的方式言及中国问题,是习惯把价值绝对化和实体化的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者｡批评或抱怨鲁迅“向左转”的学者,曾把对历史的一次进入或某种理论的获得当作人生意义的解决,如今他们把自己曾经有过的挫折性经验,错置在鲁迅身上,根本看不到鲁迅当年的选择,仅仅是一次历史选择,部分也是一种理论选择,依循着鲁迅作为“历史介入者”的内在轨迹,而并非是一种“左翼”青年和“红卫兵”式的终极性选择｡
那个被置放在人的信仰位置上的“绝望和希望的张力”,由于呈现着在两极(“绝望”和“希望”､“虚无”和“实有”(11))之间左右运动､“上下求索”的动态结构,所以还可以伸展到认识论领域,使人们在常规思维方式中凝固了的世界关系,全部松动开来｡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有着“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12) 这样一种自觉｡被竹内好在信仰位置上标示出来的东西,甚至使“中间物”命题也更放光彩｡竹内好曾几次写到鲁迅的赎罪感,如:“我想象,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P8)这种看起来像是私人教宗方面的问题,在“呐喊”爆发为“呐喊”之际,便表现为“无颜见真的人”的悔罪心情｡那么,那种既存在于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于自我内心结构中的“压迫”和“奴役”,便被鲁迅作为“恶”､也作为“罪”来感受,也是被他作为反抗对象､也是作为“赎罪”内容来行动的｡于是,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中国,鲁迅以一种悖谬的方式,承担了以“罪”的意识反观自身这种“替代性”功能｡而这种“替代性”又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其中并不存在一个从“半成品”到“成品”的递进过程｡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本身就是一个成品,它与其说是一个相对“未来”而言的时间(今天)局限,不如说是相对“完整”而言的一个空间(个人或存在者)缺陷｡鲁迅把自己相对化了,而他的“中间物”意识也就是一种“相对者”意识｡这种“相对者”意识给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神空间带入了“绝对者”和“相对者”之紧张而又紧密的二元秩序｡在这个秩序中,“绝对者”不是“者”,不是“物”,而是一种“无”;“相对者”也不是一个溶入者,或逃避者,而是一个“介入”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