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
作者：张 宁
字体： 【大 中 小】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
道路无限,他不过是走在这无限之路上的一个过客｡然而这个过客却不知在什么时候把无限点化在自己一身,使其变得极小……
——竹内好
1986年,竹内好的《鲁迅》作为“国外鲁迅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个译本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鲁迅研究界也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但2005年,当包括《鲁迅》､《何谓近代》在内的《近代的超克》出版时,国内学界却产生了一股小小的“竹内好热”｡需要说明的一个情况是,在《近代的超克》出版之前,孙歌已有《竹内好的悖论》在国内出版,更有她关于竹内好的论文若干年前便已在国内发表,也就是说,竹内好著作再次出版之前,已经得到了中国学者出色的阐释或有力的推荐(包括其他留日归来的学者和国内一小批年轻的学者),而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竹内好《鲁迅》时,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条件｡尽管如此,竹内好在1980年代初次进入汉语视野时的被忽视和2005年竹内好著作再次出版时的被热情欢迎之间所形成的反差,仍然可以作为思考“竹内鲁迅”在中国的位置的一个重要线索｡
假如把“1986”当作1980年代的一个象征性起点的话,“2005”正好是我们的当下｡而在此其间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当代思想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竹内鲁迅”的被欣然接受,以及悄然而起的“竹内好热”,恐怕得放在这一“变化”或“变迁”中加以理解｡但对这一“变化”或“变迁”做出清晰全面的描述并非作者力所能及,我只想标出国内鲁迅研究界的若干贡献在当代思想史中的位置,以给出当代思想变迁的某种粗略的轮廓｡
正如我们已知的,新时期伊始,鲁迅的启蒙主义和反封建思想被重新提出,便配合了当时蜂拥而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成为这场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被全面否定,使人们对这段历史的性质重新进行思考,一个挣扎着走出的“新时期”,便被描述为是一场走出“封建”进入“现代”的历史运动｡尽管后来有学者在反思这段历史时已敏锐地指出,“传统(封建)/现代”这种认识框架遮蔽了1949年之后历史的某种别样的“现代”性质(1),但假如不是把这一认识框架作为唯一的模式,那么,我觉得鲁迅的(也是“五四”的)反封建和启蒙主义,就仍然不是过时的命题｡与此相关的“改造国民性”命题,也不会因为有人在晚近时候以后殖民批评加以解构,便失去其历史有效性｡此一命题与当时社会上呼唤的“人的现代化”,也正相呼应｡而1980年代初鲁迅研究最值得称道的,是“立人”思想的被发掘(2)｡这一发掘不仅是鲁迅研究的特殊成果,而且也呼应着1980年代上半期关于“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一波三折的讨论｡直到1998年,“立人”思想仍然以某种突出的方式被标举,被称为“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并被置于“东亚”视野里加以定位,显示了这一命题的极大生长性｡另一项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是对鲁迅“中间物”意识的发掘(3)｡这一鲁迅研究的特殊成果虽然无法被标出其在当时思想潮流中的位置,但在日后却显示了其非同寻常的生长性,1990年代后半期仍有学者把它作为鲁迅思想的原点,而由当初的“历史中间物”也被发展出“存在论中间物”或“生存中间物”命题｡具有专业研究自身积累和呼应时代社会思潮这一“双重性”的,还有从1970年代末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不衰的对鲁迅生命意识和现代主义艺术特质的研究｡这一研究配合了贯穿于整个1980年代(并延续到1990年代)对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的时代热情｡进入1990年代后半期,随着“自由主义”和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潮兴起,亦有学者试图在“自由主义”框架里寻找鲁迅的位置;相反的,被称为“新左派”的学者,也有通过把鲁迅与毛泽东在精神上相联系,重新标示鲁迅在现代中国的位置｡此外,如果把从负面或反面严肃看待鲁迅也视作鲁迅研究的“应得之物”或“贡献”的话,那么还应包括:对鲁迅没有从绝望的深渊里走向上帝之爱而加以批评;对鲁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文化激进主义”而加以批评;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原因,或将鲁迅后期全面否定,或将鲁迅视作业已过时的人物;等等｡以上这个粗略的知识图谱,或许能大致勾画出鲁迅研究在时代思潮变迁(“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讨论——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基督教文化潜流——文化保守主义激流——“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等)中的位置｡由此我们也会发现,1980年代我们与竹内好的失之交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知识群体,是不可能与竹内好相遇的｡这些特征包括:对未来有着清晰的想象和设计,因而也对历史有着明晰的把握;以置身历史之外的幻觉置身于历史之中;在欣喜地发现“我”(主体)的命题时,仅仅着眼于“我”之不受历史限定的一面,而不是同时着眼于“我”的自我限定如何契合着历史本身的限定;……所有这些,似乎都通向一个从公开告别了的历史时代中暗中不慎继承下来的东西: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的本质主义态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和对新的权威知识膜拜的习惯｡
具体到鲁迅研究,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专业自身规律外,研究者对历史和现实逸出时代思潮规定的独特体验,往往体现在对鲁迅的具体解读中｡可单就被提炼出的､具有广泛传播性的命题而言,却往往正好处在这种时代思潮的规定之中｡以1980年代鲁迅研究中两个最具有生长性的命题——“立人”和“中间物”为例便可发现,由于要么被放置于时代思想潮流中加以阐释,从而在产生时代效应的同时,也受到了时代的局限;要么命题自身便处于“草创”阶段,其内在空间的伸展仍需时日,这两个命题都没有生长到可以回应新的时代精神要求的地步｡比如,在把“立人”作为“鲁迅思想的核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时,对“立人”的解释往往拘泥于字面,拘泥于有形的方面,所以,对这一命题的有力阐释,仍然抵不住对其丰饶性的质疑｡一位如今已故的令人尊敬的老先生,在世纪初谈到鲁迅时代业已结束时,便以这样的判断为根据:“现在除了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一点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其美学价值还很少被真正发掘出来｡”(4) 假如无法把鲁迅精神世界中那难以言传的东西,通过某种方式加以“言传”的话,鲁迅的“立人”思想就可能如此这般地被嵌入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既有框架中｡同样,鲁迅的“中间物”意识,倘若不在一个质疑他没有从绝望的深渊里走向上帝之爱的位置上加以看待,并看到承载“中间物”的那个“我”处于一种内在的肯定又否定的状态中,那么,就会将在鲁迅那里可能是动态､有限､介入历史的“我”,重新归为一个凝固的､具有无限性质的､不在历史之中的“我”,进而走向这样的命题:“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5) 可以说,就在这个当口,“竹内鲁迅”出现了｡
说“‘竹内鲁迅’出现了”,当然不是说“他”刚刚出现在汉语世界,而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他”｡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个朋友谈阅读竹内好时的“震动”之感,而我个人也有过大致相当的经历｡尽管有这种阅读感觉,但要真的说出“竹内鲁迅”的确切内涵,却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这里的处理办法是,通过追溯那种阅读中的“震动”之感及其所波及到的问题,看看竹内好的哪些方面可以“革命性”地被置入当代鲁迅研究之中,并进而以鲁迅研究为媒介而回应时代的思想和精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