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
作者：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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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相对者”,便不能不引入近年来在大陆部分知识者中流行的来自东欧的一个思想资源｡哈维尔在捷克知识者的反政治的政治实践中,就非常自觉于人的“相对者”身份问题｡他在阐述责任感的来源时,就是以个人这个“相对者”为起点的｡他说:“一个人的秘密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这个秘密置放在人内心深处最脆弱的地方,那里可能正充满了沮丧､虚无､绝望､被埋没感､在虚无化了的生活面前的无力感,等等｡但不管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之中,这个人和他的外部世界都构成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责任的关系,比如一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一名职员和他的工作,一个公民和他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但这种近乎标准的答案,却让哈维尔很不满意,他说:“这样的理解在其本质上掩盖了并且必然掩盖了最重要的东西:……此时我们拥有的不是两个相对物之间的互相联系,而是相对物与‘非相对物’之间的联系,有限与‘无限’的联系,存在总体和一个具体的存在物之间的联系”(14)｡于是,他引出了那个叫作“非相对物”的东西,这很容易让宗教信仰者迅速归结为“上帝”｡然而,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哈维尔一次也没把它命名为“神”或“上帝”过,他宁愿用“非相对物”､“内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宇宙”､“存在总体”､“绝对的地平线”､“意义整体”这样不固定的､流动的名称,有一次,他甚至称之为“那个无名称的东西”(15)｡总之,这个被不断指称的东西,确实处在宗教者的信仰位置上,但却不是具有确切宗教属性的“上帝”｡它“是使得我们经验到自己的相对性的那种东西”,并且“作为‘最终的证明’存在于每一事物的背后和在每一事物之上,给每一事物提供一个框架､维度和背景,并最终给出每一事物的相对性”｡而“人的责任感”,则
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
简言之,对我来说,正和没有空间便不可能有物质存在(反之亦然)一样,没有永恒的地平线的存在便不可能有短暂的人类的存在,后者正是借助于此和从中发展出来,不管他是否知道这点,这种联系是永恒的｡(16)
我无意于生拉硬拽地把哈维尔粘合在鲁迅身上,一个处于1970-80年代的中欧,一个处于1920-30年代的东亚,个人经历,知识背景,精神气质,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背负,都是那样的不同｡但我却不能不说,多年前阅读哈维尔时,我就不自觉地想到了鲁迅｡如果服膺于表面上的巨大差异,则会觉得这个联想不可思议,但这个不可思议的联想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直到读了竹内好,这个在“不可思议”和“拒不离开”之间徘徊的念头,才开始上升到学术思考的层面｡
也许可以这么连接他们的共同之处,即:在哈维尔自觉意识到的方面,鲁迅却不自觉地完成了｡这一点和他们迥然有别的外部情状和内在气质无关,而和他们在各自担负其民族历史和文化运命时的共同态度和相似的方式有关｡当竹内好说“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显然是很政治化的,……然而,其政治性却是因拒绝政治而被赋与的政治性”时,被聚拢起我们感觉的不仅是鲁迅的文学,也是因鲁迅存在而被区分了的政治｡由竹内好所概括的鲁迅的“拒绝政治的政治性”,和被哈维尔们倡导并践行着的“反政治的政治”,之间肯定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伊藤虎丸称鲁迅致力于的政治,是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政治｡哈维尔说,“七七宪章”的目标不是着眼于政权政治,而是着眼于社会道德;它诉诸的不是统治者,而是公民,是使每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的基本权利,从而中止把自己的存在降低到“植物和蔬菜”的水平｡(17) 二者为什么都拒绝向统治者进言呢?答案在哈维尔那里当然很明确,在鲁迅这里却经常被归结为个人禀性或骨气,然而,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并借助于第三者的眼光,那个模糊地禀有1970-80年代东欧气息的鲁迅,才从混沌中飞跃出来:不是为了政权,不是诉诸于当权者,而是致力于让民众/公民成为“政治的主体”｡
如果用“从下面看”来概括鲁迅言说的视角,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在“革命文学”论争中,他一方面批判“有聪明才力的穷人总会通过努力富起来”的非阶级论者,一方面批判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获得大众”的“革命文学”论者,他用他扎根于历史和生活的疼痛感和无所不在的经验触觉,同时抵御了当下和未来的意识形态｡人们常说鲁迅总是与民众息息相通,而这么说时,它已经变成了话语的空壳,可以套给任何官高爵贵者,但鲁迅却始终站在这句话的本源上,在最根本处与民众､与最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通｡而“从下面看”则语出哈维尔,是哈维尔对自己的总结｡所谓“下面”,并不是仅指社会空间中的底层,它也指一个人和他的生活之间的那种关系方式:是扎根于活生生的生活经验之中,还是升腾到具体的生活经验之上,把自己绑缚在某种抽象之物或幻想之域?“布拉格之春”后不久,他和昆德拉曾经有过一次争论——他被后者指责为“冒险”和“激进主义”｡哈维尔辩护说:“习惯于‘从上面’看社会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对他们来说任何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动都是愚蠢的｡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18) 而“从下面看”则被阐释为这样一种视角,即一种具体化的､富有个人经验性和人性的视角,一种拒绝客观化和抽象化的视角｡它不会使观察者产生“自己牢牢掌握历史方向盘”的幻觉,当然也不会在发现历史朝着另一方向前进后,而得出历史是无人性的虚无主义结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我们都可以从鲁迅身上发现同样的倾向｡竹内好说,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这种世界观却“并没带给他解放的幻想”;自然,他也不会产生“牢牢掌握历史方向盘”的幻觉｡对他而言,总有一种恒定的东西隐藏于他存在的深处,那大概就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形成了他的文学自觉”的文学者形象,一如哈维尔作为“一个相对者”时朝向“一个无所不在､绝对的地平线”和那“内在于我们的某种东西”｡
最后还是回到“责任感的秘密”｡也许,这是最易于揭示鲁迅与哈维尔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哈维尔会追问起责任感的来源?原来他被投进了监狱,要经历不知多久的囹圄生涯｡他为此感到沮丧､绝望:为什么偏偏是他,而不是别人,要如此付出担负责任的代价?他必须搞清楚他作为一个责任者和他要负责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俗见当然没有说服他,而内心深处那始终挥之不去的属于他､似乎又高于他的某种感觉,却最终使他发现:他可能的确与那些素不相识､作为抽象而存在的人们没有关系,但他却与那个“至高的存在”,那个“绝对的地平线”,那个“无名称的东西”构成了一种责任关系,而那“无名称的东西”却与万事万物有关系,于是,正是通过那个“至高的存在”,他与这万事万物也构成了一种深刻而内在的责任关系｡这一发现终于使他从绝望和沮丧中站立起来,使他把自己的受苦也纳入到那一有机的责任关系里｡
看不出鲁迅有这样明晰的心路历程,他也没有过牢狱生涯——他的逃难､躲避都不能与之相比｡在1920—30年代东方的那个时空里,他甚至没有哈维尔直视自己“脆弱”的那种精神的“裕余”和“舒展”,他必须以极坚韧的心灵抗拒那无所不在的黑暗､压迫､绝望和悲哀,虽然他在被逼进“受难者”的角色时,也会偶尔起念:“什么事都不做”(19),“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20)｡但是,的确有一种有力的东西,从他存在的深处紧紧抓住他,从仙台､东京留学,到北平就任官职,再到厦门､广州和上海,使他欲罢不能｡他从来没有像哈维尔那样能够清晰地描述过它,但它却存在着,以竹内好式的那种环绕之物之于回心之轴不断地显现着｡在他临死前的一个多月里,他挣扎着从病床上起来,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