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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

作者: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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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和生态决定论,但考察文化如果不关注生态,肯定是一种盲目。什么土壤里长什么苗,什么生态里长什么文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揭示文化的成因和动力。中国人使用纸张比欧洲人早了约一千多年,因为中国的农耕群体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发明草木造纸就有最大发生概率。有了这一步,较发达的出版、较发达的教育、较发达的儒生阶层以及科举制,随之而来也有了最大发生概率。这是一个重要的因果链,虽然不构成因果链的全部。同样,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同草木打交道,那么产生以植物药为主的中医也就不难理解,《本草纲目》这样的中医宝典才有可能出现在中国。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医与藏医的区别——藏族地处高寒地带,植物品种相对较少,所以藏药多用矿物和动物入药,形成了它的特色。与之相关的另一现象是:藏民在地广人稀的雪域高原,连求医问药都十分困难,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更觉得命运不可捉摸,人的无知感、无力感、无常感沉重压在心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许就会应运而生,应运而强。汉族游客去西藏参观,常常会觉得很多藏民的宗教意识顽强得不可思议,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细心体会一下他们的生态与生活,也许就不会简单化地指责他们“蒙昧”。
  不仅传统文化后面常有生态原因,现代文化也是如此。美国人特别擅长发明机器,科技和工业特别发达,生态就是诸多幕后原因中的一个。往远里说,欧洲人到达北美洲的时候,一是打仗,杀了不少人;二是带去传染病,病死了不少人,五千万印第安人从北美洲消失,整个大陆有点空空如也。作为生态重要一环的人口,出现了锐减,那么有活儿谁来干?没办法,他们就买奴隶,买了奴隶以后还不够,就得自己干。过去连美国总统很多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当木匠。以至现在很多美国人还是特别勤劳,节假日里都自己修整草坪。我们常说中国人勤劳,其实中国人总体上来说比不上美国人勤劳,比如富人大多不会去修整自己的草坪。这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美国的人手少,人工贵;中国的人手多,人工廉。欧美新教主张“劳动是最好的祈祷”,其生态根据也是他们人口不够多,比如欧洲进入工业革命时,总人口还不到一亿。接下来,发明机器当然是解决人手不够这一难题的更好办法。美国人因此发明了很多机器,连开瓶盖和削苹果都有机器,福特汽车、波音飞机等等更是顺理成章。欧洲人喜欢听歌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电影——电影就是艺术的机器化;欧洲人喜欢泡酒吧,美国人折腾出一个麦当劳——麦当劳就是饮食业的机械化。在这一方面,好些欧洲人还有文化抵触,觉得美国佬是一些机器狂。
  麦当劳也好,好莱坞也好,是美国机器文化的一种特产,因全球化而扩展到全世界。凭借现代交通和传播技术,这种文化横移现象在当代特别多、特别快,构成强大的潮流。因此,就当代都市文化而言,生态与文化的关系相对来说变得比较模糊。不是吗?我们不是牧民也可以跳舞,不在西藏也可以信奉活佛,不在美国也可以吃麦当劳,我们似乎有理由忘记生态这一档子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赖以生长文化的某些生态条件虽已瓦解,但现代都市文化的复制化、潮流化、泡沫化、快餐化,并不总是使人满意,正在引起各种各样的抵制和反抗。在这个时候,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多样性和原生性的减退,与全球性都市生态单一化是同一个过程,与高楼、高速路、立交桥等人工环境千篇一律密切相关。生态与文化的有机关系,在这里也许恰恰可得到一个反向的证明。在另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创造者坚持多样性和原生性,用独特来对抗复制潮流,用深度来对抗快餐泡沫,他们总是会把目光更多的投向自己的土地、自己特有的生态与生活、自己特有的文化传统资源。一些被都市从自然生态中连根拔起的人,似乎正在重新伸展出寻找水土的根须。
  他们会成功吗?我们还可以观察。逐渐趋同和失重的现代都市文化,会不会是我们人类文化的终点?我们也需要继续观察。
  
  环保从心灵开始
  
  1999年《天涯》杂志在海南召开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座谈会,产生了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南山纪要》,后来有了英文、日文、法文等各种译本,在人文学界有一定影响。当时我们就在会上提出,环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首先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是谁在破坏环境?谁在从这种破坏中获利?是什么样的体制和思潮在保护这种破坏?
  解决环境问题确实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问题在于,全世界现有的资金和技术已足以解决人类喝水的问题、呼吸空气的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土质恶化的问题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美国那么有钱,但退出《京都协议书》,为这一点还同英国盟友闹矛盾。几年前美国国防部有一个秘密研究报告被泄密,这个报告说,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全球气候激变,雪线大步南移,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荷兰可能全部沉没,如此等等。我看过地图,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天雪地。美国这个报告使很多人震惊。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科学方面的院士,据说温家宝总理曾把他们找去,问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从英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他一直向美国总统布什施压,希望美国回到《京都协议书》,采取行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
  美国觉得自己反正不会变成西伯利亚,所以不着急。这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行事逻辑: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高于一切。我在乡下时看到有些农民对林木乱砍滥伐,感到十分无奈。因为木材的行市一涨再涨,于是任何劝说和禁止都没有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卖原料,赚了小头;政府有关部门收费,赚了中头;商人倒卖牟利,赚了大头。大家组成了破坏环境的利益联盟,至于造成的恶果,谁都没去想。其实,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我们这些局外人,包括很多对此深感痛心的人士,也可能是这一恶行的帮凶,甚至是隐秘的元凶,比他们过错责任更大。
  为什么这样说?我得解释一下木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据我的了解,村里农民砍下来的木材,一部分拿去给小煤窑做坑木,这个我暂时不去说,木材的另一个用途就是送去造纸。中国眼下的纸张需求太大了,一个月饼可以有六七层的包装,要不要纸?一份报纸可以上百个版面,要不要纸?……纸张需求就是这么强旺起来的,木材的高价位就是这样出现的,农民的砍伐狂潮就是这么拉动起来的。
  我记得台湾在1980年代还有个规定,每份报纸的版面不能超过十六版,超过了就要受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规定,但他们顺应所谓历史潮流,把这个很好的禁令给废了。其实,现在每份报纸的新闻内容并不太多,大部分版面是商业广告,广告同包装一样,是一种促销的商业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利用人类的愚昧和虚荣的促销手段。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月饼,但我缺乏必要的判断能力,就只好去看广告,相信那些广告上的花言巧语;我也想把中秋节过得很体面,于是专买那些豪华包装的月饼,自己吃也好,送给别人也好,都能体现某种不凡的身价。这样,月饼还是那个月饼,我们并没有多吃一点什么,但我们的愚昧和虚荣,支撑了广告业和包装业的畸形扩张,使千吨万吨的纸浆因为一个中秋节而被无谓消费,对森林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此,我强烈呼吁社会各界来推动立法,就像台湾曾经限制报纸版面一样,就像政府前不久限制月饼包装一样,在更大范围内来限制广告业与包装业,尤其要限制那些严重耗物和耗能的非必需产业,保护我们的稀缺资源。市场自由还要不要?当然还要。但市场自由只能在保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限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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