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软力量建设与儒家文化复兴
作者：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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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把文化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工具文化”。亨廷顿所说的工具文化，不仅仅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另一部分叫“终极文化”。它与一个文明的基本价值联系在一起。这些基本价值凝结在那些伟大宗教之中。亨廷顿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分解为两个过程，一是工具文化的现代化，一是终极文化的西方化。他发现存在着四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拒绝主义”。这类国家原地踏步，既不要工具层面的现代化，也不要价值层面的西方化。美洲的印第安人就选择了这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是“痛苦的过程”。这类民族，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它的终极文化却彻底西方化了。亨廷顿认为这是最不幸的。第三种模式是“基马尔主义”。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却实现了西方老师认可的全盘西化。它的工具文化现代化了，而且终极文化也西方化了。西方人最喜欢的就是土耳其了，把它树立为全盘西化的典范，号召第三世界学习，而且还用它的始作俑者——基马尔——命名这种模式。但是，亨廷顿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不是“基马尔主义”，而是“改良主义”，即第四种模式。这类国家，在工具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这种成功贯穿始终，但是在终极文化的西方化方面却经历了一个倒U型曲线。初期，伴随着工具文化的现代化，终极文化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了一定阶段，西方化进程出现逆转，本土的民族文化开始回归，同时出现拒斥西方价值的倾向。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成功，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必将逐渐回归，文化民族主义也必然随之兴起。
值得强调的是，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伴随着经济的成功发展，传统文化正在回归主流。他甚至预言，中国一定会成功，而且还会因为这种成功而与美国大打出手。实际上，约瑟夫·奈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软力量》一书中，约瑟夫·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他还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对支持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强大的是精神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正是由于硬力量的发展成功，才赋予中国以文化的自信，才使得我们能够提出软力量建设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中国今天不解决软力量的发展问题，硬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可能。
软力量建设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常重要、非常紧迫。不解决道德和价值观问题，不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而经济、社会还能持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际地位也很难进一步提高，也无法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软力量的问题，无论是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发展，很可能都难以为继。在这个意义上，软力量建设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乃至生死存亡。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建设中国的软力量这一伟大的使命需要有人为之献身。那么，谁应该担此重任？谁应该做出牺牲？就是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年，面对礼崩乐坏的乱世，孔夫子“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当此民族复兴之际，我们更应该“当仁不让”，继往开来。
穿过两千五百多年的时空，我们又一次面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心灵。古往今来，无数帝王将相的宗庙早已香火不再，多少富商巨贾的府第都已化为灰烬，唯有“三孔”和“三孟”历久弥新。在无尽的时间面前，最强大的不是权力，也不是财富，唯有伟大的精神才能生生不息。
康晓光，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的道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