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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力量建设与儒家文化复兴
作者：康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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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的“软力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创造了“软力量”概念。现在这一概念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战略分析家、学者、编辑和记者们频繁使用的词汇。随着中国硬力量的迅猛提升，如今“软力量”已经进入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并成为近期最热门的公共话题。
什么是“力量”？约瑟夫·奈指出，力量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结果的能力。他把“力量”分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硬力量”人人皆知，如军事和经济威力。无论是军事威胁，还是经济利诱，都可以使人俯首贴耳。但是，约瑟夫·奈强调的是“力量的第二层面”，即“软力量”。“软力量”包括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软力量”不依靠武力和金钱发挥作用，而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以及为实现这些价值观做贡献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支撑“软力量”的主要资源是价值观、文化、政策、制度。
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就国际范围而言，一个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的时候；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
中国的力量结构及其存在的问题
约瑟夫·奈指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享有7％～9％的高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令人瞩目地增长了三倍，同时也提升了中国的声誉和软力量。然而，即使是中国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在发展中遇到诸多困难。二十一世纪初始，美国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多。而且正如一位新加坡专栏作家所观察到的，‘就软力量来说，要花更长久的时间才能取得接近美国当前水平的影响’。”奈的论述虽然简单，但很中肯，简明扼要地道出了中国力量结构的基本特征。
奈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硬力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还不足以与美国匹敌，而且软力量的差距则更大。这是正确的判断。打个比方，权且把国家看作一个人。近三十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扩大了中国的经济总量。这相当于这个人的肌肉增加了。然而，目前我们的经济质量并不高，自主创新不多，掌握的核心技术也很少，对战略产业也没有多少控制权。这相当于这个人的骨骼还不发达，甚至患有软骨病。但是，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些，而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缺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这相当于这个人没有灵魂，处于精神分裂、六神无主的状态。从目前来看，对中国这个人来说，继续长肉，似乎问题不大，再用个二十年或三十年把骨骼发育健全也完全可能，但是要把灵魂和精神发育健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有半个世纪努力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发育肌肉和骨骼就是建设“硬力量”，那么发育灵魂和精神就是建设“软力量”。可以说，中国的硬力量建设已经步入正轨，而软力量建设还刚刚起步。
作为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分析家，奈关注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软力量。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外部，也体现在内部，而且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是相互影响的。一个贫穷、落后、缺乏公正、道德堕落、文化分裂的国家是不可能拥有什么国际影响力的。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的成员，我们不但要关注软力量的国际层面，更要关注它的国内层面。实际上，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软弱，因而也更加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今日中国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破坏，传统文化的精华已经丧失殆尽，但糟粕却留下不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来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也所剩无几，但许多糟粕同样留了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引进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但好东西又没学来多少。可以说，今日中国的道德是三大文化源流糟粕的“集大成”，可谓“礼崩乐坏，道丧学绝”。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我们都不拥有来自价值观和道德的软力量。
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如果说软力量的缺陷表现为发展模式缺乏正当性，那么这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存在于政治正当性建设领域。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严重缺乏信心，过分渲染它的弊端，对于它的长处几乎不置一词，而且来自官方的辩护也是软弱无力，甚至令人生厌。这种状况不得到根本扭转，软力量建设就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就中国国内而言，软力量建设的关键，一个是道德建设，一个是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提出我们的价值观，而且要论证这种价值观的优越性。制度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探索中国模式以及如何完善这种模式，更重要的是，还要确立这种模式的正当性或合法性。
中国的软力量与中国文化重建
如何建设中国的软力量?我认为，关键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关键，一是重建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二是重建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
文化重建，必须有所继承，有所创造。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通过把中国的传统、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传统融汇贯通来重建中国的文化。这种说法没错，但是远远不够。要谈三种文化传统的融汇，那就要说清楚如何融汇，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如果不说清楚这些问题，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融汇是一个现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结果。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人敢说一种文化可以独霸天下。今天人们争论的实质问题就是在融汇的过程中以谁为主的问题。说到底，还是那个“体用之辨”的老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中体西用”，即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主，吸收外部世界的文化要素，重建今日中国的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复兴”更确切地说是“儒家文化复兴”这一主题。复兴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复古。复兴也不是一个轻薄的概念。它有严肃的内涵。如果仅仅是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某些成分，或是泛泛地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不是我所谓的“儒家文化复兴”。所谓“复兴”是对文化的核心精神的保守、继承、发扬光大。文化的枝节可以抛弃，形式可以改变，但核心精神不能丢掉。这是一个大原则！
真正的全球性的软力量一定具有普世性。但是，如果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的过程中，向已经存在的普世性体系看齐，那就是被别人同化，而不是同化别人，这恰恰说明我们不具备软力量，这样建立起来的东西能不能叫软力量值得商榷。我认为，中国真要建立自己的软力量，真要建立自己的价值和制度的吸引力，那就要建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也就是说，伴随着自己的崛起，重新确立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这种新的普世性体系的诞生，不是向已有的普世性体系看齐的结果，而是用一种新的普世性体系取代旧的普世性体系。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我们的道德重建，对于社会秩序的重建，对于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对于政治正当性重建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外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已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了。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是一个明证。对外传播儒家文化，还可以宣扬我们的价值观，也可以强化我们的制度的正当性。同时，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文化领域，它也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全球竞争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儒家文化复兴对中国的软力量建设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