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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1期

香妹娥

作者:石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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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娥,也在望我。
  在一道篱墙的后面望我。
  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啊,我的最爱幻想的十六岁!我发育得像个男人了,我从自己的中学毕业照中认出自己像个男人了;而她,也十六岁,已长成姑娘样,还蛮好看的!
  我早上上工时卸铺板,或傍晚收工时上铺板,一次搬一块板,慢悠悠地晃荡,几进几出,觉得这是一天打铁最放松的时光,十六岁的我就禁不住要唱: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
  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
  好一派北国风光。
  ……
  
  即使是春夏,我也常想象眼前是漫天飞雪、北国风光,想象自己披的不是铁匠徒弟的遮火皮,而是样板戏中那位解放军参谋长的军大衣,在面对军用地图思考作战计划,然后转身眺望飞雪,一边这么高声唱。这时,我的目光会自然地望向外面——外面,打铁铺外,首先是一口水塘,塘中种着高荪,水面伸出高荪叶,像凝绿的碧玉带,在风中微微摇坠;水塘过去,是塘岸,一个小坡,砌着嶙峋的黑石;再上去,我稍抬头可望处,是一道篱墙,墙上爬满牵牛花藤,一支支小号般的花朵在朝天举喇叭,吹出仙蝶才听得懂的春天旋律。篱墙后面,如一轮满月升上来,是她的脸儿出现了……
  呀,我少年见过的这一幅画面,今日还记得!
  ——她是来晾衣服或收衣服的。篱墙边,横着她家的晾衣篙。
  晾衣篙后面,是她家的禾场——我看不见禾场——再后面是她家的黑瓦屋顶。
  屋顶上到时会冒炊烟,一定是她煮饭烧火烧出的烟,悠悠的,在屋顶上袅袅的,很美!
  她出来只是晾衣服或收衣服,或只是扯一扯被风吹歪的衣服;她有时往下望一眼,有时不望;有时望我了,有时不望我;有时穿一件白衣,有时穿一件草绿色衣,有时……反正她出来一下又进去了。
  有时她转身转得急,辫子一甩,辫梢上的绸结像红蝴蝶一扑。
  我喜欢望那炊烟,喜欢望见她,喜欢望见那红蝴蝶的一扑,喜欢望那晾衣篙上的白衣或绿衣。我喜欢望,可又有些不敢……
  
  不敢的原因,除了少年羞涩,自己一身煤灰怕不好看外,更主要的是怕她父亲,怕遇上她父亲的目光。因为,他,这位大队干部,有时从篱墙后举出他白蓬蓬的头,也在往下面望!
  ——他分管队办企业,是管我们的,最喜欢监视我们的劳动情况了:看开打米机的是否私收了人家的打米钱,看我们烧铁时是否多用了煤,看制茶的下班时是否偷带了公家的茶叶……他很少下来,有保管员和出纳做他的耳目向他汇报,他只要远远地望。
  一望就是半小时,像一座灯塔。
  他的眼,一只是红的,血红;一只亮,雪亮。他这双眼被人称为“双色探照灯”;他的外号叫“探照灯干部”!
  他一只眼为什么红?因为里边全是红肉丝,没有眼珠了,是大跃进时开山放炮带头排险炸瞎了;一只眼为什么亮?问得怪,他两只眼本来都亮,剩下一只好的,当然还亮;为什么称“探照灯干部”?这还用问,稍磨洋工他就知道,夜里掰个玉米都难逃他火眼金睛;“双色探照灯”,哪一色的更有探照威力?哈,这一问倒问到点子上了——有人就说那只红眼比那只亮眼还厉害,尤其晚上威不可当,不信你试试!
  这是我初到队办企业时与廖跃仙的问答。廖跃仙是开打米机、磨粉机的,一头两肩常铺着厚厚的面灰或糠灰,黑眉毛常成了白眉毛,鼻孔里戳出的也是白毛——他不喜欢戴口罩,反喜欢把机器开到最大马力,传动皮带就啪哒啪哒,响如惊涛拍岸。
  他为什么不逼近来监视?廖跃仙继续告诉我:因为他身体有毛病,怕听机器响,怕听打铁声,他有震响过敏症,医院检查过的,没得药治。起因是大跃进时他与他老婆贪污公粮三箩筐的事,后来穿了包,毛主席派来的监察干部就来发动群众斗他。怎么斗?他到底是炸瞎一只眼忘命干社会主义的功臣,不能像斗宝妹他爹那样吊半边猪用竹丫子打,就用了群众发明的土办法:把他关在一间铁皮屋里写检讨、自我反省,外边则派群众轮流敲打铁皮壁顶,啪啪啪,叮叮叮,咣咣咣,时刻不停,日夜不停,用这种叫作“警钟长敲”的妙法子促使他反省得深刻。果然,几天几夜下来,他就反省得深刻了,一头黑发变白了,从此真是再也不敢贪了,且再也听不得各种震响,一听就抽羊角疯,口吐白沫,自己揪脱自己的头发。他的老婆从此被他视为仇人,离开了他;女儿月娥被他轻看,不送去读书,弄得只会做农活家务。他总是怨毒地睁着探照灯眼看人,对人越来越多疑,上级也不喜欢他了,但又需要这样的干部来监督群众,就让他管最易出猫腻的队办企业……
  若遇到他在望,我的歌声会大打折扣。但还是硬着脖子唱完“山河壮丽,万千气象……”上铺板。
  只有确切知道他外出开会了,这天我唱出的“朔风吹”才真正浩荡起来,“望飞雪”也可望得久一些。
  但父亲在后面催:快上好,走哇,回家去,莫打野眼!
  或者:快开铺门,开工!莫打野眼!
  我父亲之所谓“野眼”,就是三心二意地乱望的意思,就是提示我不要往月娥那方望。父亲大跃进时在铁业组就受过探照灯的管理,知道他及他家人的厉害,所以提醒我:“你就不想想她是探照灯的女儿!”他的意思是他女儿肯定也在监视我们,受了她父亲指派的。又低声不屑地说:“哼,贪污公粮贪出来的!”他为我是他用铁锤响当当打出来的感到自豪。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还有另外的更重要的原因,不在这里说——我在那里打铁两年多,就只与月娥这么互望望,没有接触。
  
  我要走了,不想抡大锤了,觅得了一条去当临时土干部的新路,虽内心不满意,父亲更是以为不如打铁,但无路走时还是不失为一条路;报给大队长,他凭当干部的经验认为是条好路,愿意放行,去公社报到的介绍信已经给我开好了,要我上他家去拿。
  于是,我进了他家,近距离见了月娥。
  哦,月娥,好矮呀。
  之前也听人说过月娥矮,但下边往上望,总是只见其高的。她家出门的路是塘岸转过去的侧面,站铁匠铺望不到,所以过去没见她走下来过——也许她是有意不下来,为自己的矮。
  为什么这么矮呢?是营养终归不够的原因吗?
  大队长将多病的身体躺在竹床上,亲切地问这问那,很热情,还要月娥给我打擂茶。月娥不说话,盘腿坐凉席上,用一双短腿托夹住擂钵,手持棒杵用力地一擂一擂,脸也一阵一阵涨红,嫩颊上细细的青筋就时而一现,又被红晕淹没。渐渐,她鬓边渗出一排明亮的小汗珠,空气中飘着姜、花生、芝麻、茶叶被混和捣碎的清香。她的脚掌也在使劲,脚趾随上身用力而一勾一勾,趾甲就逶逦着灶口的火光,像小小的彩贝一片片旋动。这是我的同龄人的脚呀,那么小,瘦弱,小得像我奶奶童年时被迫裹出来的。我当时那颗小小的心似颤了一颤,想悄悄上去握一握……
  父亲一人在下面打铁的锤声又闷又重,咚!咚!知父也莫若子,那是催我赶快离开。
  大队长要我喊父亲也上来吃擂茶,我想是喊不应的,只能我早点下去多陪他打几锤铁——也就今天了,我的可怜可敬的父亲!
  临走时月娥抬起脸来看了我一眼,像深潭一样汪汪有光。她说了一句:
  “你好高啊。”
  
  昨夜做梦,忽然梦见了月娥。人到中年,四十几岁,怎么就开始怀旧了呢?像月娥这样并不重要的旧人旧事也记起了,是老之将至的表症吗?
  “你好高啊!”她眼睛像深潭,望着我说。
  我很高吗?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高哩。吃了几十年饭,其实还很矮,各方面都矮。我还想长,长——你也长,你之外的你也长,大家都长,在梦里,在非梦里,长得高过屋,高过炊烟,不让风吹断!
  还想摸摸你的脚,一晃,你退远了,仍在那高处。
  梦里还记起了“同年歌”。白天记不全它了,梦里还记得。梦刚醒,你也还恍恍地似在眼前,那么,赶快,一起来唱这首同年歌好不好?我的朋友,我的同年,现在我们还很小,很小,你在踢毽,我在跳,我们一起拍掌一起笑,我们一起来玩一回背同年,在这茫茫人世倏忽光阴中的一刻里——
  
  做田田,度天天,
  涉水水,爬山山,
  我两个是同年。
  一锅两只碗,
  同吃油和盐,
  同寻活命路啊,
  有腿又有眼。
  打起鼓,背起走,
  我两个是同年哪,我两个是同年……
  
  石方能,作家,现居广州。曾在本刊发表小说《老娣老娣》、随笔《回看故乡“买码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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