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人心的省悟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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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容量若太小，由此派生出来的作品的承载能力也必定有限。而没有赤子情怀，一部作品即便是在俗世层面描述得再好，再严实，它的精神境界，也难以往上走。赤子情怀能帮助作家以童心、好玩之心来看待世界，从而发现这个世界更高远的一面。这个世界既复杂，又简单。从人间万象上看，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但从精神发展的线索看，这又是一个简单的社会——从精神意义上说，亘古以来的冲突，无非都是善与恶、爱与恨、希望和绝望、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冲突，直到今日，支配这个世界的，还是这些基本价值。
一个作家，对这些人间价值，是不能过于执着的，一执着，就落到了俗常的道德范畴里了。而庸俗的道德，有时是写作的天敌。胡兰成劝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有一点“好玩之心”，就是要让作家不要过分执着于价值的差别，而要写出那种“无差别的绝对之境”，这才是新境界的文学。价值过于分明的世界，是不适合文学生长的。文学世界往往是混沌的，暧昧的，模糊的，无解的。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写作推向一个两难的世界，一个无法抉择的世界，一个有矛盾但又永远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的世界，它的境界就大了。
在我看来，中国作家中，最具赤子情怀的人，就是曹雪芹；境界最广大的文学作品，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由实写虚的，王国维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这个悲剧，和别人写的悲剧到底有什么不同？曹雪芹在处理这个悲剧时，是怀着怎样一种情怀来写的？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红楼梦》里有悲伤，但没有怨恨。这是很有意思的。造成了这么惨重的悲剧，为什么作者（包括代表作者情怀的贾宝玉）心里一点怨恨之气都没有？这值得追问。《红楼梦》不是一本怨恨之书，而是一本还泪、赎罪之书。贾宝玉看到一个个青春女子或死或离，他的心里，一直充满的是愧疚之情。他不仅觉得自己亏负了林黛玉，也亏负了其他女子，包括宝衩，也包括他的母亲。很多人对宝玉最终和宝钗结婚，时有所恨，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宝玉自己都不恨，我们又何恨之有？《红楼梦》的悲剧，不是要激起我们的怨恨，恰恰相反，作者是要告诉我们，有一种悲剧是没有可恨之人的，仿佛是天定的悲剧——这种悲剧，岂非更加令人伤怀、心痛？
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牟宗三先生原本是研究哲学的，但他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文字，理解力比多数人都深。我很喜欢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有一篇文章，叫《水浒世界》，里面论到《红楼梦》时，见解精深：
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同理，读《水浒》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也是一组织。《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
《红楼梦》是超越一切，饶恕一切的，它所写的，比恨更深——因为爱比恨更永久。“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这个境界，唯有具赤子情怀者，才能企及。《红楼梦》的悲是大悲——大伤悲和大慈悲，曹雪芹的心也是大心——世俗心和赤子之心的合一。对于这个悲剧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很早以前还写过一篇《红楼梦悲剧之演成》，连载于1935—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他当时说，《红楼梦》的悲剧是“天下之至悲”：
有恶而不可恕，以怨报怨，此不足悲。有恶而可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此大可悲，第一幕悲剧是也。欲恕而无所施其恕，其狠冷之情远胜于可恕，相对垂泪，各自无言，天地黯淡，草木动容，此天下之至悲也。第二幕悲剧是也。
《红楼梦》是第二幕悲剧，“天地黯淡，草木动容”，可通篇读下来，几无可恨之人，甚至你想饶恕也找不到饶恕的对象。一部几乎没有写坏人、恶人的小说，却共同演成了一曲旷世悲剧，这怎能不让人惊为天书？这个看法，牟宗三显然受到了王国维的影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写于二十世纪初，他“由叔本华之说”，把悲剧分为三种：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第八十一回）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
太深刻了。确实，《红楼梦》的悲剧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也不是“盲目的运命”造成的，而是“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也就是说，这是常理中的人和事所造成的悲剧。《红楼梦》里没有坏人，也没人有制造悲剧的本意，即便是“贾母爱宝钗之婉”，“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亲于薛氏”，都属情理中的事，无可指责，因为宝衩也有她的可爱之处；宝玉和黛玉虽然“信誓旦旦”，但那是两人的私事，一旦到真正的婚配时刻，宝玉遵循孝道，顺从自己最爱的祖母，也是“普通之道德使然”，在封建社会，每个人的婚姻都要听从长辈的，这无可厚非。因此，这一悲剧既超越了善恶的因由——极恶之人，也超越了因果的设置——意外之变故，却在“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中，发现了非常的罪责，那就是每个人都在其中、每个人都有责任的无罪之罪，无错之错。是每一个人都置身于一个错误的时代，并由此构成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才造成了这个悲剧。那谁来承担这个悲剧的责任？没有人需要具体承担，同时每一个人都要来承担，包括最爱林黛玉的贾母、贾宝玉，他们也都得在这个悲剧中承担一份责任。没有犯错的人，但每个人都犯了错；没有悲剧的制造者，但每个人都参与制造了悲剧；没有哪一个人需要被饶恕，但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被饶恕……这就是《红楼梦》的精神哲学。
《红楼梦》的情怀实在太大了，它是宇宙的，也是终极的，同时又是人间的；它超越善恶，直指本心；它既有赤子之心的温润，又有饶恕一切的宽广，它的丰富，无书可及。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有这么一部伟大之书，熟读它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进入它的境界、它的情怀的人，实在不多。当代作家一直飞腾不起来，总是匍匐在地面，当可在这部书里，找到自己和伟大文学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