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人心的省悟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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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光有法律管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心里要有道德律在管他，这个管，才是无时不在、真正有效的。这个道德律，是通向人的良心，通向超验世界的神性的。如果把一切超验层面的敬畏都取消掉，人活着只讲现世，人死如灯灭，真的死了就没了，那生前就赶紧吃吃喝喝吧，及时寻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化里也有及时行乐的思想，但同时它也提醒人，你要为你做的事情负责。你说不准，冥冥中是否会有一个规则，有一天会起来惩罚恶人。人一这样想，他的灵魂就会不得安宁，就会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对人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你懂得害怕，那表明你还有自我约束。可是，我看现在的一些孩子，什么都不怕，不怕父母，不怕老师，不怕任何人，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得了？一个不懂得害怕的民族，放纵起来是很恐怖的。你看现在的一些人，可以把一个仅仅是没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人打死，他们怎么就那么勇敢？你看现在的一些贪官，一下就贪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他们的胆子怎么就那么大？他明明知道自己几辈子也花不了这么多钱了，可他还是要贪，他对世界的公理轻蔑到了何等程度？
这些看起来都是社会问题，其实和作家的写作有关。在一个渎神的时代，在一个精神被物质吞没的时代，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一部文学作品，如果能够写到读起来让人觉得害怕，让人觉得恐惧，让人不得不敬畏一个更高远的世界，这种作品，才堪称是伟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他使我们意识到，人心里是有两种力量在争斗的；《红楼梦》就是这样伟大的作品，它让人觉得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知己，人世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作家若能强化这样一些心灵思索，他的精神维度才有可能走向健全，他的写作才有可能重获整体性的力量。
要有心，也要有解析人心的能力
上面我讲到了当代文学的几种缺乏，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缺乏赤子情怀，缺乏健全的精神维度，这些归结起来说，就是缺乏心。一种无心的写作，眼里只有利益和声名的写作，必定是僵死而窄小的。好的文学，不仅要关怀现实、面对社会，还要直接以自己的良知面对一个丰富的心灵世界。中国文学以前比较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世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世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超越精神，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所谓“天道人心”，“人心”和“天道”是可以通达于一的。中国小说惯于写人的性情，所以鲁迅才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而在人的性情的极处，又何尝不能见出“天道”之所在、“人心”之归宿？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小说是越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是将小说写死了——因为小说是写人的，而人毕竟不能全臣服于现世，他一定有比这高远的想象、希望和梦想，如果忽视了人的这种想象、希望和梦想，人就是不健全的人，这样的文学也就是死的文学了。
所以说，文学中的人心、精神应是丰富和复杂的。文学当然要写人世和现实，但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也注重写天地清明、天道人心，这二者不该有什么冲突。比方说，中国人常常认为个人的小事之中也有天意，这就是很深广的世界观，它不是一般的是非标准所能界定的——现实、人伦是非分明，但天意、天道却在是非之初，是通达于全人类的。现在看来，中国文学缺的就是后一种胸襟和气度。因此，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求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胡兰成解释什么是“可珍重的人世”时说，“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正是因为作家们对一切美好的、超越性的事物都感到“漠然”了，他们的想象也就只能停留于那点现实的得失上，根本无法获得更丰富的精神维度。现实或许是贫乏的，但文学的想象却不该受制于现实的是非得失，它必须坚持提出自己的超越性想象——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远离精神的屈服性，进入一个更自在、丰富的境界。
因此，文学是心的写作。要有心，要有大心，要有赤子之心，才能写出好文字，写出能感动人，并引起人深思的文字。除了要有心之外，一个作家，还要有解析人心的能力。你的心有丰富的精神体验，可是，你无法将你的心所体验、所感受到的解析出来、表达出来，这样的写作，也不会成功。感受世界是一种能力，解析人心也是一种能力。韩少功在一次演讲中说，现在的人，两方面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一是语言的形容能力，二是语言的解析能力。文学不丰富，是因为作家不会形容自己所看到、所听到的；文学不深刻，也跟作家无法将一些感受有效地解析出来有关。比如你说一本书很好，它究竟好在哪里，你说不出来；你说我很痛苦，你究竟为何而痛苦，你也说不出来。你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你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找不到合适的语气来谈论这些，你心里充实，但你的口是沉默的，或者你一说话，就发现你说的并非是你想说的，你想说的那部分，你一直没有说出来。这个缺乏，就是解析人心的能力的缺乏。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很普遍的。文学的肌理不够细密，不够生动，其实说到底，就是作家没有强的解析能力，所以在他笔下，张三的痛苦和李四的痛苦是一样的，都是掉眼泪罢了；在他笔下，草原和大海也是一样的，都是壮观罢了。这种似是而非的书写，混淆了我们内心对世界的丰富感受，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概念写作，抽象写作，没有具体、生动、有效的现场感，也不存在有深度的心灵空间，是平面的，也是单调的。辛格有一个短篇，很有名的，叫《傻瓜吉姆佩尔》，他写一次傻瓜回家，看到自己的老婆和别人睡在床上，他就想，如果我妈还活着，她肯定会再死一次。一个傻瓜的心灵，通过这句话一下就解析出来了。贾平凹说，“听灵堂上的哭声就可辨清谁是媳妇谁是女儿”，这也是对人世、人情的解析。《红楼梦》到最后，宝玉觉得一切情欲都扫荡干净了，心中坦然了，就说：“如今再不生病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这一句话，就解析出，只有宝玉是重人不重玉的，其他的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啊！”
哲学是论证出来的，文学则是通过形象、细节解析出来的。文学要写出人心、人世的万象，首先要作家成为一个有心的人，其次要他具备解析人心的能力。世界虽大，人心虽小，但人里面那颗波澜万丈的心，一旦被真正、全面地解析出来，这个世界再大，怕也是装不下的。
（本文为作者2006年11月在北京新华立品图书公司编辑会上的演讲整理稿。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谢有顺，文学评论家，现居广州。主要作品有《我们内心的冲突》、《身体修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