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人心的省悟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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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缺乏健全的精神维度。
文学是精神的事业，灵魂的叙事，这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是，精神是有不同维度，灵魂是有质量大小的。中国小说中，《红楼梦》是一个例外，除此，小说几乎都是关乎社会、国家、民族、历史的，不太有超越性的母题，也不太思索个体人生的困境，或者个人精神所遇到的难题。这种现实主义的传统，是中国小说的主流。即便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学接受了西方文学的影响，这种关注现实、人伦的话语面貌，也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鲁迅的《野草》写到了个人的痛苦和彷徨，但过于晦涩，未必每个人都能理解；张爱玲的小说写到了人与人在存在意义上的疏离感，以及孤独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但过度执着于一己之私，也有人会觉得她的世俗气里有很狭窄的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再次影响中国，中国作家的精神视野才变得开阔起来，从而知道在国家和人伦之外，还有许多普遍意义上的生存难题，需要文学来表达。
总的来说，只有单一的现世层面的文学关怀，显然是不够的。由此建立起来的精神维度，也是残缺、不健全的。尤其是在追问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方面，中国文学还相当匮乏。很多的作家，很容易就和现实达成了和解，他们在作品中所贯注的精神追问，也很容易就消失于无形，就这点而言，一些中国作家缺乏坚定的、穷根问底的、决绝的勇气——这种勇气，鲁迅身上有，别的作家身上呢，就很少。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勇气？就是要作家明白，人生的很多真相，是只有在穷根问底的过程中，才会显形的。沿着作品中那条狭小的精神路径一直走下去，走到心灵的深渊，把一切伪装的生存饰物都揭开，看看我们的心究竟要什么，我们的精神究竟在哪里才能居住下来，这样的文学，才是寻根的文学、找灵魂的文学，才是值得为之垂泪的文学。可惜，随着消费主义潮流的冲击，这种文学精神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推崇须一瓜的小说，就是看到她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她的小说，有一种特有的逼问生活真相、辨析心灵细节的写作品质，有时，生活中的一个眼神（如《淡绿色的月亮》中的那个丈夫，在面对歹徒时的犹豫），一个普通的案件（如《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的人物失踪），一次偶然的见面（如《有一种树春天叶见红》中导致童大柱背叛爱情的那次“给他条件”的见面），都可能对一个人的精神、对一种完整的生活带来致命的颠覆。生活如此脆弱，人的内心如此不堪，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坚硬的现实。
陈希我也是一个喜欢追问真相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抓痒》，追问的就是生存之痒，他的笔触凶狠、毒辣，让人难受，但你必须承认，这也是一种现实——隐匿在现实之下的现实。比如，他在《抓痒》里写到婚姻中的新娘，本来是喜庆的事，但陈希我非得追问到底：“那些新娘，妆化得多么艳丽！她真的长得这么漂亮吗？像公主。她能保持多久？这婚纱是租来的，即使不是租来的，她能长久穿着它吗？即使是头婚的年轻的新娘，她很快也要沦为烂肉的妻子，大腹便便的孕妇，手脚麻利的母亲，理所当然进进出出厨房和卫生间的家庭主妇……”这样看世界，真是充满阴暗和绝望。它令人不得不想，人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婚姻和爱情的精神基点在哪里？没有这个意义基础，现实和婚姻都是荒谬的。
北村也是一个要将精神困境追问到底的作家。他最近的几部小说，像《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都是通过一个案件，将人物心底的风景，一点点地逼视出来，追问到最后，意义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有意义的匮乏，就会有拯救的渴望，这是北村一直关注的问题。记得多年前，北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在一次吃饭的时候自问：我每次吃饭，重复着上牙打下牙的动作，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中国作家笔下，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但是，这种意义拷问，在西方文学传统中，就显得非常普遍。像卡夫卡、福克纳这样的作家，无不在追问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哪里，其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人生是禁不起追问的，一追问就漏洞百出，一有漏洞，人就活得恐慌——而没有漏洞、不会恐惧的人生，一定是肤浅的，或者是麻木的。
西方有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把人的存在状况讲得很透彻，这样的精神维度，对于深化文学的灵魂空间是很有价值的。美国有一个哲学家，叫赫舍尔，他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人是谁》，是本很好的书。他说：
人的存在之谜不在于他现在是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对人所了解的，不过是人身上潜在要素的一小部分。描述人类现在是什么，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我们无法设想人类能够成为什么。
已经有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现实性；未知的那种存在，是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要表达存在的现实状况，更要竭力探求存在的可能性。中国文学有时过于屈服于存在的现实，把已有的现实存在，看作是合理的，不可更改的，以致在存在的可能性上，几乎不作任何想象。这种精神上的屈服性，是中国文学进一步深化自己的大限。赫舍尔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文学作为一种梦想，不正是要坚定地提醒人们，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懂得（尽管是朦胧地或偶尔地），生命如果不能在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中得到表现，便是令人沮丧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信念，相信有某种值得为之受苦的事物存在。没有一个人不曾感到迫切希望了解某种比生命、斗争、痛苦存在得更永久的东西。”人会问“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牛不会，马也不会。人想追求更高的活着的意义，其它动物不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看到一个男童挥打鞭子驱赶一匹马，马上就想，如果牛和马知道自己的力气要比人大得多的话，人类将对它们无可奈何。人知道自己是谁，马估计不知道。
因此，中国作家有必要强化自己在精神追问上的力度。中国的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现实性的文化，但跳脱出来追问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并不是一点没有，而是不明显，需要强化。除了缺少叩问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这一精神维度，中国作家身上，似乎还缺少和无限存在、超验世界对话的维度。不仅作家身上缺，其实整个社会都缺。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来，整个中国都蔑视传统、践踏传统，新的一代，几乎都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值得敬畏、值得为之殉难的事物了。这种对文化的损害，有时比其它任何物质文化遗产的焚毁，都要来得严重。中国的传统上，是讲人要有敬畏之心的，要敬天、敬地、敬畏大人，一旦把敬畏的层面抽掉，人就和动物无异了。像广州屡屡发生的飞车抢包事件，那些被抢的女性的包里，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一次又一次，都会有人为着包里的一个旧手机，或者那几十块钱，不惜以牺牲别人性命的代价，把它抢走，甚至当场把人的手剁下来，甚至把被抢的人摔死在路上。为微小的财物，不惜采取极其残忍的方式伤害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新闻，看起来真是触目惊心。今天的人都怎么了？今天的教育还讲羞耻之心、恻隐之心吗？以前的强盗作案时，是要蒙面的，占山为王是要躲在密林里的，那个时候人还是有羞耻之心，还是知道抢劫、做强盗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作案一般要趁夜黑风高的时候进行，但现在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公然把人的包抢走，不顾人家死活地把人摔倒在地，扬长而去。这些人还知道敬畏和害怕吗？中国古代以来，一直是讲报应，讲来世，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子孙后福的，这些都是很朴素的东西，看起来迷信，其实对人是有教育作用的，它使人在作恶时心里会发怵，手会发抖，会想到自己会不会不得善终，会想自己这样会不会把子孙的福气都败掉，当他这样想的时候，约束就来了，灵魂就会起来审判他了，这些，就叫道德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