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普遍性、文化政治与“中国人”的焦虑
作者：张旭东 刘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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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争夺与再定义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西的问题、传统和现代的问题都在旭东的视野中，而旭东对这么复杂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十分审慎同时又非常开放的。他所提出的“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是一个大的命题，包含着非常大的抱负，这句话的后面是想要“复活历史”，其出发点是：历史目前可能处在一个终结的状态中，而我们要做的是复活历史的各种可能性来重新看待自身的所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第一，施米特的思考框架和问题意识是“文化政治”，其含义是要解读西方当前政治的正当性，即到底“什么是政治”。但施米特的政治判断是有些问题的，他认为自由宪政国家是软弱的，不可存活的。他对英国政治制度能够存活的分析主要是从地缘政治（海洋—陆地）的角度来解释的。对于施密特而言，同质化的民主，或者说大地的神学还没有来到；无独有偶，左派也认为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施米特和1966年到过中国的柯耶夫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敌人是否定阶级所必需的吗？施密特总是认为，历史终结了就不需要敌人了；而柯耶夫认为新的世界历史产生于行政管理代替政治。那么，从施米特出发来看西方历史的发展是否就会有一定的局限呢？西方的特殊性以普遍性的形式展开如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从施米特就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第二，如果说旭东在对西方问题的考虑上非常慎重，在如何研究中国的问题上，“谁的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在阅读本书中，我感到一方面这是一个悬置的、未确定的、开放的中国，另一方面，书中又不断地在以这个中国的名义来发言，这两个“中国”的矛盾如何处理？
1911年、1921年，中国革命在历史上都确实发生过，它构成了今天非常复杂的中国性。那么我们的尊严感、我们的承认的概念如何来？我的一点看法是，不管中国革命是什么，我们先要跟西方不一样，再来复活历史。这就是尼采的价值哲学。那么中国人的一整套价值如何在西方理论话语中展开就是第三个问题了。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在知识和研究都不断学院化、专业化的今天，中国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在学科内部也缺乏理论思考和理论追求，我们失去了大的思路。这本应该是由哲学家来承担的，而现在我们却处在一个哲学家全面放弃的时代。中文系出身的张旭东教授扮演了这个角色。旭东的这个思路是从三年前开始的，是从重读德国哲学出发去挑战和反思西方的普遍性，同时又是在对中国的问题发言。
我的问题是，第一，普遍性有一种自我假定的正当性，但要对其进行历史批判时普遍性就会显得复杂起来，这种批判应该有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和操作平台呢？我们今天的平台还应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吗？还是需要新的平台？旭东抓住了德国，即抓住了欧洲现代性内部的“他者”和“东方”来挑战西方普遍性的虚幻性。第二，作者提到“民族国家的自大狂倾向”，并提到韦伯、施密特关于德国怎么做政治大国的问题。从韦伯开始到施密特的政治思路，其中有它的内在紧张，而从赫尔德到以赛亚·伯林提出的“文化的崛起”又是对政治有一定保留的。那么，中国今天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崛起呢？第三，作者介绍施密特理论的思路和甘阳很接近，一方面强调大众民主，另一方面强调以大众民主为基础的领袖独裁制。但韦伯和施密特都未能解决一个问题，即独裁者如果让大众闭嘴，程序上如何解决制度性制约的问题呢？
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我们今天怎么做中国人”这样一个命题背后是很多中国人身份的空洞化的问题。在这种情形里，无论怎样发展，“中国”也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外省”。但倒过来，那个不空洞的中国人身份又包括了哪些成分？这是我在书中没有明确看到的。
韦伯讨论的是在英法作为欧洲主导力量的情形下，如何做德国人的问题，而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在美国的普遍性的压力之下，如何做中国人。但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一个非常强烈的大国心态。对于那些小国来说，譬如越南，能不能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追问，我们今天怎么做越南人？旭东在一个已经被规范的普遍性情景中寻找中国特殊性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但这样的一个普遍性能不能对那些小国的特殊性具有普遍意义？
蒋晖（纽约大学东亚系）：这本书包含着思想的张力，主要谈的是问题，而不是给一个答案。所有的问题都在张力的叙述之中，在辩证的叙述之中，在自我不断的颠覆、自我不断的生产、自我不断的敞开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反对中国民族主义，又要做中国人；赞赏大众民主，又觉得要有一个精英的领袖……这种张力充满了这本书。
张旭东老师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人，怎么做中国人。而他总在用一个词，那就是“决定”：在价值冲突的当刻，我们要决定。这里的问题是，在决定之前，“我”已经是“我”，所以“我”能决定；还是在不断的决定之中，“我”才能不断地成为“我”？张老师反对民族主义，所以他绝不是说在儒教的文化里面，在一个过去的传统里面，发现并确定一个“我”，靠这个过去的“我”去迎接和决定未来。实际上是“我”决定，在决定的过程中，“我”才不断地成为“我”。
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当西方文化也在不断说，“我”要决定，这个“我”有危机，他们有一个维系之物，那就是巨大的基督教背景，宗教提供了思考“我”的问题的前提条件。但什么是中国来决定“我”的前提条件？这是我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
施密特、韦伯这些哲学家关心的都是存在本体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上升到信仰的程度，而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是没法谈的，他们都是在自明的信仰程度上来谈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不光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问题，而且是宗教对它整个历史的解释能力。我们缺乏这个环节。
“决断”和我们的百年故事
张业松（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中，这个“我们”是谁，是一个需要我们有勇气来想象的问题。
“今天我们怎样做中国人”的问题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讲出我们最近一两百年的故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语码去讲这个故事。一百年前中国人大概不存在怎么做中国人的问题，那是一个做中国人做得很好的时候。这一套东西后来被打破了，然后是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经过鲁迅这批知识分子的努力，这个问题渐渐解决了。到了五十年前，中国的现代性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再一次被农民革命、农民战争打断，这批“五四”的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然后他们被强迫改造。改造了二十多年，他们渐渐又获得了一种做中国人的激情和做中国人的方法。二十多年后，这种激情和方法再一次被打破，和平演变瓦解了中国人的集体的坚持。第三度被打破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处于一种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寻找的过程有人不耐烦，不耐烦到有人不耐烦做中国人的程度。这就回到了前面说的反思：我们是谁？我们之间的区分在哪里？这就用得到旭东的方法，用它反思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反思我们这个话语当中的特殊的价值。
刘擎：总体性与中国文化，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它们的关系，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考虑，这个革命我们该怎么看？我们如果张扬它，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了中国，而又在什么意义上切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决断”。西方有一个自我理解，它可以追溯自己的历史，我们如何进行自我理解？如何处理革命？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处理清楚，我们把总体性作为前提承担下来，那么文化政治就成为一种表层形态。如果那个总体性还不能作为前提，文化政治作为一种比较形态还能不能操作，就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