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普遍性、文化政治与“中国人”的焦虑
作者：张旭东 刘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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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国学了解比较深、视野比较开阔的人，他们对做中国人的问题反而不焦虑，他们想的只是做好人的问题。余英时有一个说法非常妙，儒家没有创世纪和末日审判，但儒家可能每一个当下都是创世纪和末日审判，因为他每一个当下都在讲求修养和反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向传统扎根的问题。
吴冠军：当我们来问“我们怎样做中国人”的时候，“中国人”还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那么问题是，当我们在问我们如何来做中国人的时候，是不是剥夺了问别的问题的正当性？譬如，在上海，我们能不能问“我们怎么做上海人”？我们为什么可以把“中国人”说得那么肯定？以前对“中国人”的理解和现在的“中国人”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么我们怎么来说它是一个存在呢？
许纪霖：我们今天并不怀疑我们是中国人，但是这个“中国人”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意义上的？也许最大的问题是知识本体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所用的语言，都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个“中国”。
旭东的中国关怀，没有人怀疑，但是他的知识全都是西方的，在知识本体和他的文化主体之间是有紧张性的。这让我想起1930年代关于“中国文化本位”的大争论。提出“文化本位”的人觉得中国在文化领域消失了，而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胡适、陈序经等，采取了一种我称之为“文化策略主义”的态度，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怎么会消失呢，“全盘西化”的结果“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而已。也许今天不会有人说中国的主体是建立在西方的，但在知识本体上，我们的确被西方话语垄断了，即便那些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它的渊源也是在西方的。这个焦虑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存在这个焦虑。
吴志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命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问题，这本书的命题是“我们怎么做中国人”。我想问的是，“和平崛起”的是谁的“中国”？“我们怎么做中国人”里的这个“我们”是谁？这里面是不是充分考虑到了现代中国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如果没有这个物质性的内容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很文化意义的中国。张老师的论述一方面对“什么是中国”是很模糊的，另一方面又在“我要做中国人”的问题上很坚定，这两者中间可能漏掉了“谁的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家刚才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讨论“怎么做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可是旭东的意思非常明确，正如他在书中引用甘阳的一句话：“我们对西学的讨论正是当代中国文化讨论的一部分。”
但是旭东有点“暧昧”的地方在于他非常明确地讲到，社会主义和大众革命的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国家的历史根据和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非常强硬地把现代中国，也就是革命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怎么做中国人”的立场联系在一起，但在他具体的论述里面，又没有把这个问题明确化。究竟是把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作为一个乐观的希望，作为一种怀旧式的东西，还是去把握它巨大的历史内容？巨大的历史内容和当下的现实语境之间的沟通方面，我觉得他表述得还不够清楚。大众革命和革命中国作为我们当下的合法性的根据和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怎么结合起来，这一点没有讨论得很清楚。如果有这样的意识，就不会带来或多或少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中来讨论问题。
施密特说自由宪政帝国是软弱的，但是我觉得，按照施密特的观点延伸出来，他说的软弱性是指，如果离开了东西方的关系，它是软弱的。比如英国如果离开了在印度的殖民，整个国际法、人权理念、进步理念都不可能产生。同样，美国在战后是最强大的宪政民主国家，但是如果离开亚洲，离开在整个日本的军事管制和在韩国长期的军事管制，没有台湾的军事管制，没有中国1949年后不得不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没有这种所谓“例外”的状态，就没有美国的所谓“自由宪政民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所谓西方宪政民主的真理，不是在美国的普遍性上体现的，而恰恰是在亚洲的例外性上体现的。所以我们讨论西方的问题，当然要讲中国的问题，不可能分开的，不可能是中国的史实和西方的观念。当然我讲的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出现之后的情况，不可能是之前的情况。
旭东作为杰姆逊的学生，他所受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训练，让我们经常有惊喜的感觉。这本书有对卢卡契的重新发掘。这并不是说要重回到阶级论，用阶级谱系学的方法去解说尼采，而是他在对尼采的解释里面，包含了怎样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的活力或者说历史辩证法的活力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政治经济学，在社会分析、阶级分析上面，而尼采恰恰是在文化和价值的观念上面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两者是针锋相对的。现在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把它还原，——这是卢卡契所做的工作，——而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旭东经常引用杰姆逊的一句话，“文化的变成经济的，经济的变成文化的”。而我最近特别关注生物政治和生命权利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更重要是生产身体。在今天的语境下，不是说你要不要，而是必须把马克思和尼采的视野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视野上的结合，我们不可能分开来讨论价值的问题和经济的问题，而是经济就是价值，价值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民，这些问题全部凝聚在一起。所以这里要重新肯定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
（本文为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讨论会纪要，由朱康、何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