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被劫持的村庄
作者：张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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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毫无疑问，这些工厂都是污染环境的罪魁祸首。由于多数工厂是集体和私人经营的，规模小，资金少，根本没有能力购置污染处理设备。那家化肥厂倒是规模大，可它是从外地迁入的，看中的就是这里环境监管的松弛，以及原料和劳动力的便宜，所以从来就没有考虑过环保投入，因此成了当地粉尘、废气和污水的排放大户。正是因为如此，上述这些工厂极有可能被列入这次关、停、并、转的“黑”名单里。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我们村的人比工厂的还要忧虑和焦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与这些工厂休戚与共，工厂的倒闭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将倒退数十年，并且以后毫无改善的希望。我暑假在家的那些天，村长不止一次找过我，让我帮他们写一份上访材料，说明化肥厂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呼吁政府一定要保留这家功勋卓著的企业。我笑着问他这是不是化肥厂授意的，他说不是，这是全体村民的意愿，大家都要签名按手印的。我父亲也说没错，化肥厂对咱们村恩情大了，你看今年咱们村就喝上了人家的自来水。
其实自来水这件事让我看来完全就是化肥厂污染环境的铁证，但现在却成了他们惠泽于民的功德了。这件事说起来真有点黑色幽默。我们村位于渭河平原与渭北高塬的分界岭上，原先人全住在塬上，土地却是一半在塬上，一半在塬下。塬上干旱，人畜饮水极端艰难，而塬下有渭河，水源有保证，土地旱涝保收。从我记事起，我们村就一直闹着要搬到塬下去，可由于塬下的土地是好田，一个村庄整体搬迁要占用近百亩地，在那个粮食产量普遍偏低因而土地资源显得特别稀缺的时代，全国都在农业学大寨，荒山也要被开垦，良田怎么可能允许被作为宅基地？可我们村的人不屈不挠，数十年来一直不断努力，随着粮食单位亩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因而土地资源的紧张相对缓解，也随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落实，我们村终于在前些年乔迁新址了。然而，当我们费尽周折来到塬下时，所有的人都傻眼了：渭河的水臭了！更为要命的是，随着这些污水下渗，村里水井的水不能吃了！
这是现实版的《日光流年》，阎连科小说里的荒诞在我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可人是不能不吃水的啊，而要吃水就得打深水井，几百米以下。这样的深水井是要请钻井队来打的，连同水泵、水管、变压器之类要花十几万元，我们村出不起。可我们村人会上访，他们把附近几家直接向渭河排放污水的工厂告到了县环保局，化肥厂更是首当其冲。在环保局的调解下，化肥厂答应给我们村提供饮用水，条件是我们不再在排污问题上找他们的麻烦，并且自付一定的电费（化肥厂说我们已经免除了你们的打井费、机器费，电费你们总该自己掏腰包吧）。我们村答应了，他们是很聪明的，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也知道适可而止的分寸。政府都不能把排污的问题解决掉，他们追究下去又能怎么样？环保局不是也只能或者说只管调解调解吗？
按理说，水井的事已经给我们村人一个教训了，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就在村长找我写材料的前一天晚上，整个村庄半夜忽然被笼罩在一片恶臭里，人们早已睡着了，却被呛了醒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父亲告诉我，是化肥厂偷排废气。“他们经常这么干，后半夜做贼！”这还不算是最厉害的，因为废气是间歇性排出，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污水滋养出的苍蝇和蚊子，它们体格健硕，性情刚猛，连街道上粘满粪便和泼了泔水的水泥路面都死咬硬叮；它们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简直是颜色的魔法师，呼啦一下一拥而上，让五颜六色的物体瞬息间一片黝黑，然后呼啸一声一轰而散，眨眼间又还万物本来面目。许多疾病已经在村庄慢慢出现了，比如眼睛烂、嗓子疼、皮肤溃疡等。去年村里冷不丁地一下子就死了三个四十岁左右的青壮年，有一个还是我中学的同学。他们的死因有癌症也有心脑血管疾病，以这样的年纪患如此恶疾，很难说与环境恶化没有关系。
大家猜都能猜到这其中的猫腻，因为电视节目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宣传环保知识。正因为如此，排污就成了这些工厂捏在我们村民手里的把柄。在我们村，你经常可以看见三五人一堆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问题，满嘴COD、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名词，让你误因为是某个环保学术研讨会的小组讨论；你随便走进某家农户，都可能在他们的门背后或窗台上发现主人精心采集来的污染“罪证”：一瓶污水、一坛污泥、一塑料带灰土……上面都有标签，注明时间、地点、施污单位等。——这些都是索赔时随手甩出的杀手锏。在村里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或者争不到去工厂打工的机会，或者是受不了那份劳累，就专门以索赔为业。今年暑假我就亲眼见证了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那时正是玉米扬花孕穗的季节，由于化肥厂经常排放废气，距工厂近的田里庄稼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影响，严重的已经干枯了，轻一点的枝叶也被灼伤。面对这种伤害，我们村的人不是表现出我想象中的愤怒和焦躁，而是心平气和，从容应对。他们似乎已经是训练有素了，有些是田主人自己在取证，他们用照相机拍照，把受伤玉米的枝条剪下来装进塑料带封存，把地里变色的土壤装进玻璃瓶保存。有些田主人嫌麻烦，也不擅长此道，就有索赔专业户为你代理，你只要付费就可以了，这类人的取证设备更专业，比如已经有数码相机甚至数码摄像机了；他们对法律条文更是烂熟。
能索赔的当然不止秋庄稼，一年四季，凡是田里长的，只要能与污染扯上关系，都在索赔之列。有些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搭界的事，他们也能在其中找出污染的蛛丝马迹。比如今年暑假我们村有人娶媳妇，在家里办酒席，事情过了两三天传来消息，说这家的一门外村亲戚吃了酒席回去后上吐下泄，到医院去挂吊针去了。就这件事，娶亲的这家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硬是找到了与化肥厂水污染的关系：去年秋天下暴雨导致化肥厂污水外溢，淹了这家种在河滩边上的萝卜，而这次办酒席，别的菜都是买来的，唯独萝卜用了自家的。——尽管这样的“追凶”有点勉强。
无论证据过硬与否，索赔的成功率都是很高的。这当然有赖于一些人对法律条文的精通，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与证据和法律关系不大，关键取决于会不会“闹”——既闹得对方不胜其烦，但又不超越法律法规的界限。比如说，出入化肥厂的公路有一段是要从我们村的地界经过的，这段路经常会被我们村以各种原因中断：浇地放水淹没，某家盖房子要堆放沙土石料，埋设下水管道要挖开……只要需要，理由总是现成的，也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这条路一中断，化肥厂的生命线就被掐断了，成品运不出去，原料进不来，工厂差不多就瘫痪了。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就得妥协。
工厂也不是没有想过依靠法律解决问题，可村民与它们打官司是有选择的，他们觉得有把握打赢的才去法院打，如果没把握就不去，工厂不可能主动把污染的事情提上法庭。对于村民的胡闹强闹，工厂也找过公安机关，派出所也来干预过，可效果并不理想：第一，闹事的村民都很精，他们不给警察留下借口，警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第二，即使有越界行为，警察来了他们马上改正，很给警察面子，警察都是当地人，情感上他们是倾向本地人的；第三，这里面还有警察黑白通吃的问题，他们也在索赔中拿好处。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工厂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们是不是可以找行政部门解决问题？它们没少找！可这正是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症结之一。它们找到县上，县上有关部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压制村民必然引出化肥厂的排污问题，自己难逃监管不力的行政问责，要求化肥厂解决污染又是不可能做到的（工厂如果愿意解决就不可能与村民发生冲突，政府也不愿意因为强制工厂治污而减少税收，甚至可能导致该工厂再次搬迁），所以只能说一些对双方都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大话套话。这样的结果不但不能制止村民索赔，反而鼓舞了村民的士气。工厂也找过直接管理村民的村镇两级干部，这些人巴不得掺乎其中，他们平时是没有油水的，请他们出面就得酒肉伺候，还得有红包。他们根本就不想让这种事很快就结束，当然他们也没办法让这种事情很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