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被劫持的村庄
作者：张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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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身在天涯海角，却时常梦回故土。暑假将所有事务一把推开，毅然决然地回到乡下。
我的老家在陕西关中。关中地区本来是精耕细作的农业区，《史记》里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可见历史上这里曾经是人们安居乐业的沃土，后来虽然由于人口密集导致资源过度开发，再加上战乱频仍，此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但即使如此，它仍旧是陕西以至整个西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粮食生产区，有西北粮仓的美誉，其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并未被根本毁坏。长期以来这里的农民虽然并不富裕，但温饱问题尚可解决。在我记忆当中，除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正常年月还没有发生过大面积饥馑。当然，要吃好是梦想，要吃饱是奢望，半饥不饱的肠胃委屈地伴随着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那时候我们的消化器官虽然是憋屈的，但我们的感觉器官却是舒畅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风是清新的，水是清澈的，泥土的气息是香甜的。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曾经无数次地充当过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过我不是在东篱下，而是站在塬边上，每当我一抬头，就悠然看见了“南山”——我们那里的人把秦岭叫南山，因为它就在我们村庄的南边。远处的秦岭像水墨画一样好看：山顶上皑皑的积雪，山坡上苍翠的灌木，时不时被缭绕的山岚遮遮掩掩，在晴好的天气里，总可以看见矫健的雄鹰沿着幽深的山谷滑翔而下，翅膀上挂着一绺绺的白云。
今年回去，我几乎每天都要爬上塬顶，可是在我待在家里的一个月时间中，竟然只有一次看见秦岭，而且是“惊鸿一瞥”——那是在刚刚下了一场大雨之后，秦岭好不容易开脸，可还没有等它褪尽身上的雾障，就仓皇隐退了，前后仅仅十多分钟时间，真可谓昙花一现啊！
这多么让我震惊！
现在的家乡整天雾蒙蒙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天地都罩在毛玻璃里，即使晴天，阳光也懒洋洋的，能见度永远不足。这是典型的浮尘天气！仅有的一次看见秦岭是因为大雨驱除了浮尘，可那也是稍纵即逝的事。
可怕的是这样的天气不是偶然出现，相反，没有浮尘倒是偶然；更可怕的是，家乡的人对这样的天气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同样的情景出现在水上。关中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之贵重自不待言。在我家乡有一条著名的河叫渭河，它是黄河的支流之一，发源于甘肃，但主要流经陕西，流域面积6.71万平方公里，占陕西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聚集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和80％的国民生产总值，是陕西名副其实的生命河。上古的周族就发源于渭水流域，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故事就发生在渭河边。姜太公钓鱼不用鱼饵，随便抛一根绳子在水里就有鱼上钩，可见那时渭河里面鱼实在是太多了！其实不必追溯那么远，我小时候渭河也是鱼虾成群，我们那时候割猪草，把篮子浸到河水里去捞一下，总会捞上三五条鱼来。可现在渭河已经成了陕西境内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了！旱季里河里淌的是乌黑的臭水，其臭味几公里外都呛人，那全是渭河两岸无数家工厂及城市排出的工业和生活污水；到了雨季更严重，污水被洪水输送到两岸的田野里，造成大量的农作物枯死。现在别说是鱼，就连最能抗毒的癞蛤蟆也看不见了。“渭河的污染已经超过环境污染容量的四倍！”这是陕西环保部门的权威结论。“昔日陕西母亲河，今日关中下水道。”这句我暑假期间从家乡电视台听来的话，是对渭河现状最精炼的表述。这种严峻的污染形势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报纸上有消息说国家要投入数十亿元改善渭河的生态环境，下狠心关闭一大批污染严重的厂矿企业。
我心里不由得一喜：钱给的不可谓不多，决心也不可谓不大，这里的环境污染如果说不能根治，起码总可以缓解一下吧；但通过我一个多月在村子里的所见所闻，我最终打消了这种廉价的喜悦，我意识到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我的担心不是来自上面的巨额资金被地方截留滥用，也不是担心大量工厂关闭导致工人下岗因此引发上访、罢工、游行等群体事件集中爆发最终迫使决策者临阵退缩——尽管上述事情几乎不可避免，但我假设这次不同于往常。我的担心是来自污染的受害者——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在内的当地农民，他们会不会坚决抵制这次治污行动。
这听起来好像不可思议，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已经和污染结成了零距离的亲密关系，共生共荣了！具体地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依附在这些排污企业身上才得以生存的，假如这些工厂没有了，他们连生存的基础都没有了；假如这些工厂不排污了，他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会大幅下降。——起码我家乡的人是这样认为的。
以我家乡为例，它紧靠陇海铁路和西（安）—宝（鸡）高速公路，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在它的周围就有几家工厂，特别是一家化肥厂，规模相当大。这些工厂已经把我们村的土地占用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土地仅仅只够维持村民们的口粮生产，他们想在这点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进行别的经营根本不可能。村里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除了一部分出外打工，很多人就想尽千方百计到村边的这些工厂找活干，这些工厂因为占了我们村的土地，因此也只能把相当一部分零杂活让我们村人来做。尽管这些活又脏又累，报酬也相当低，厂里的工人根本不愿意干，但对我们村人来说，它却是来之不易的香饽饽，大家抢着干，按家按户轮着干。我父亲今年都七十二岁高龄了，也不甘落后，加入这样的打工队伍，暑假里高温酷暑难耐，我坐在家里不动都汗流浃背，他老人家竟然扛着铁锨去化肥厂卸料，我拦也拦不住。料是装在火车皮里的，卸一个车厢十二元，要把一车皮的煤屑（造磷肥的原料）用大铁锨一下一下铲下来，壮劳力需要四个小时左右，我父亲花了六个小时，而且他竟然一连下了两个车皮！车厢在高温暴晒下像蒸笼，里面没有一丝风，而且煤屑扬起来迷人眼睛，呛人喉咙。他回家以后完全变成了黑人，身上糊了一层厚厚的黑泥浆。看到父亲的模样，我心里十分酸楚，他老人家辛苦一生，到风烛残年了，还要受这般劳累，让我坐立不安。我对他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出这种蛮力了，我多给家里寄些钱就行了。我父亲笑笑说，不要紧的，农民嘛，天生就是下苦的；再说了，我又不是经常干，对门你三叔、后街你五爷，比我年纪还大，天天泡在化肥厂，苕着呢（“苕”就是疯狂、不顾一切的意思）!
在我的印象中，以前村里老人不是这样的。我还在乡下的时候是人民公社制，生产队有规定，老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下田劳动了，相当于城里的退休，他们虽然没有退休金，但生产队每年都分配给他们一定数量的粮食（人民公社的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人口分配，人人有份；一种是按劳动量分配，多劳多得。两种方式兼顾，缺一不可），生活基本有保障，因此他们的晚年还是比较悠闲的，常常是在村里扎堆聊天、打牌、下象棋；个别闲不住的，就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干干活，那种活也不是特别累。可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村里几乎没有土地了，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生产队为老人提供的那种最低程度的养老保险也没有了，而他们又不能像城里居民那样享受退休金或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再加上年老多病，开销更是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子女孝顺，他们的处境可能好一些；如果子女不孝顺或者子女自顾不暇，那他们的晚年就很凄惨。他们不得不拼上老命自己养活自己——为自己挣一口饭、挣一件衣、挣一包药、挣一口薄皮棺材、挣一块立在坟头的青石碑……
我的心里很不好受，可我父亲却喜出望外，因为今天他有一笔巨额进项。这当然是巨额了，对一个农民而言，一天二十四元绝对是高收入了——特别是在经营农业基本是赔钱的情况下。我父亲经常在我面前对比我们村与那些穷村——那些周围没有工厂因此无法沾光的村庄，语气里满是自豪；他也经常把现在的日子与过去比较，脸上常有幸福的笑容。其实比起别人来，由于年纪和健康的原因，我父亲并不是在工厂打工最多的人，那些年轻力壮或者会巴结工厂领导的人，他们的收入要比我父亲高得多。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工厂的存在，我们村的人有了一份农业之外的收入，因此也就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村的面貌，村里大部分人都把瓦房扒了盖起了楼房，外墙也贴上了五颜六色的马赛克瓷砖，个别家里还添置了洗衣机、VCD之类的高档电器，比别的村庄提前跨入了“新农村”。有一幅对联，是贴在村委会的门框上的，上面这么写：“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化肥厂。”这是我们全村人的心声。对联大概是今年春节时贴上去的，由于粘得特别结实，也可能是得益于大家的细心呵护，以至于大半年过去了，暑假时我还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