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被劫持的村庄
作者：张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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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厂基本上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索赔让所有人都获得了好处：由于农业的收成一直不好，索赔让田主人获得了比预期要高许多的现金收入，他们当然热衷于索赔；维权的专业人士以此为生，这是相当不错的营生；村镇干部（包括派出所民警）因为参与调解索赔，因此两面都有好处。更可笑的是，由于我们村现在与化肥厂血肉相连的关系，善于索赔、能把大家利益最大化的人往往成了最受大家敬重的“能人”，村长的宝座也就非他莫属。现任的村长就是这样上来的，他的最大功劳是逼迫化肥厂取消了为我们村送水的电费，让家家受益。
在这种情况下，污染简直成了养肥各路诸侯的“营养基”，大家谁愿意工厂立马不污染？
这恰好与工厂的意愿相一致。比起动辄几千万的治污投资，村民们的索赔简直是九牛一毛。尽管这种骚扰一直不断，今后也将继续下去，可治污设施一旦开动起来，时时刻刻是要花钱的，而且远远超过前者。今年暑假化肥厂进行了改制，原先的国营变成了股份制，要让现在的老总拿出属于自己的钱去搞治污，比起以前大锅饭时期更为不可能了。
就这样，污染者和受害者双方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大家都维持现状——工厂不用投资治污，每年拿出一定数额的钱赔付村民损失；村民承受污染损害，换取经济收入。双方谁也不能过分：工厂如果有负村民就担心村民把事情闹大，特别是在治污风声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最后很可能导致工厂被关闭；村民也不能索取无度，工厂如果无法承担超额赔付它们就会下决心治污或者搬迁别处，最后村民一分钱也捞不着。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拿捏的度，双方斗智斗勇，但又绝不会鱼死网破。
正是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在渭河流域大规模的治污行动开始前村长让我起草上访信的事，他要征集全村人签名，把它送到县上有关部门以及省上的报社和电视台，呼吁保留化肥厂。由受害者出面呼吁保护施害者，这实在是很滑稽，但如果明白了他们双方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也就不觉得这有什么荒唐的了，而且你会赞赏他们的聪明：这实在是目前所能想出的最好的护厂办法之一。
如果村长把那份上访信拿出来让全村人签名，我想所有人都会签的，这毫无问题。那这是不是就证明了我们村的人全都那么愚昧？那么贪婪？都在拿污染赌明天？就我在家乡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在看似舆论高度一致的表面下，他们的真实态度其实是复杂而微妙的，这里可以细分：
第一类：这是大部分人的观点，由于贫困，他们目前最紧迫的是解决生计问题，盖房子、娶亲、看病、上学……这一切开销都主要依赖化肥厂，至于污染及其后果，他们目前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在他们看来，化肥厂不能倒闭，污染越厉害越好（为了索赔）。他们并非不知道污染的后果，但目前他们只能承受甚至欢迎持续污染。
第二类：少部分经济状况比较好的人，他们已经开始注意生活质量，环境污染成了他们必然要计较的问题。可由于他们目前还不能彻底摆脱或者不愿放弃从污染获利的生产方式，他们的态度是摇摆的，理智上反对，情感上留恋。
第三类：这只是很少的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家庭收入与周边工厂没有什么关系，其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在外地打工或工作的子女，他们感觉自己获利很少但受害很多，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污染。但由于他们是极少数，私下里他们可以议论，而一旦到公开发表言论的场合，其往往跟多数人异口同声。这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多数人的压力，也不排除真有人威胁他们。
因此就引出了第四类人，即威胁他人不得表达异见的人。这是个别“吃”污染的人，他们是污染的最大获利者，因而也是极力要把污染维持下去的人。这些人基本上是强梁人物，在村里他们组织和鼓动村民寻衅滋事，代理诉讼生财，钳制村民舆论，在工厂那边他们又是对方拉拢和巴结的对象。他们既驾御村民，又胁迫工厂，通过恶性索赔、强行包揽厂区工程积累了相当财富。这些人得利于污染，却远避污染，他们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把家都搬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在村里继续厮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污染所面临的复杂性。一方面污染被内置化了，它似乎不是外在的强加而是村民内在的需求，成了“新”农村发展的经济动力，治理污染必然遭遇强烈的民意反弹；另一方面，这种民意又是被恶势力和基层政权中某些人挟持和放大了的民意，是某种程度的伪民意，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可以操控舆论，村民表达什么意见、表达到何种程度，全由他们决定，外人很难判断村民的真实意愿；一旦情势需要，他们甚至可以运用自己的组织资源动员村民制造群体事件，让政府的治理行动畏手畏脚。如果污染变成了村民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又被权力强制维持的话（黑白两道的力量），要改变它谈何容易！
我所描绘的这种情景在渭河流域是有普遍性的。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乡村正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而这种城镇化又与乡村周边的工矿企业对它们的经济输血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荣辱与共。这些厂矿大多是前些年建立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起点低、污染高；也有一些是这几年从东部或东南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它们钻的就是这里急于发展经济而降低环保门槛的空子。
这就是我说的“新”农村。它们与传统的农村不一样，传统农村几乎与工业没有什么联系，就像我们村以前在塬上居住时一样，完全是自足自给，当然就不存在任何污染，环境问题最大的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那是自然的造化，人力无法阻挡；而现在的“新”农村经济上已经不依靠或者说主要不依靠农业了，生产方式的改变把它们与工业紧紧地绑在一起，而且只能是与一些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无法立足的低端工业绑在一起。“新”农村是个夹生饭：“旧”农村没有污染，真正的城镇不允许污染——起码不能明火执仗地污染，“新”农村夹在中间，是环保的盲区。那里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污染的重灾区！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落后。那如何才能发展经济，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呢？目前看来除了工业化、城镇化，没有更好的选择，特别是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农业收成无保证的西部；而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必不可免的就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过程。这似乎是一种宿命，是走不出的恶性循环。
很多人认为这是农民必须承受的代价，理论上这种说法或许站得住脚，可情感上我实在无法苟同，因为我就是农家子弟，在那个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的是包括我父母兄弟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不是韭菜，割了一茬还可以长出一茬，他们也不是蝼蚁，冻死一拨还能生出一拨——尽管有可能在某些人眼里农民连韭菜和蝼蚁都不如，因为韭菜和蝼蚁尚有生命，而农民在他们心中只不过是一堆抽象而枯燥的数字，否则你就很难理解他们设计政策方略时对待农民的漠然和随意。
即使我可以接受这种理论，我的父母兄弟们也愿意承受这种牺牲，可这样的周期有多长呢？以现在西部的落后状况而言，这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的问题；而且，以我们村为例，以后就算经济有所好转，由于多方面利益的驱使，污染还会持续下去。那么明显的， 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跨越了这么长的时间，以这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以后即使实现了所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目标，那是不是也太残忍了些？如果能实现，这巨大的牺牲或许还有价值，就怕是这些牺牲完全变成无谓的！谁能保证长期地、持续地破坏生态而不导致生态灾难，更遑论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土地上建设出美轮美奂的新农村!
这样的结局让人不寒而栗。
在暑假结束的前夕，我登上了渭北高塬。我想再看看我儿时的乐园，那里遗落着我无数的梦想和辛酸。现在这里是一片废墟，夕阳残照，断墙残垣，萋萋荒草淹没了旧时的道路，我拨开荒草前行，在草窠深处赫然发现了一座座坟墓。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我们把这里废弃了，它成了村庄灵魂的栖息地。
站在塬顶我极目远望，整个渭河平原都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霭里，看不到秦岭，也看不见渭河。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儿时，那时候我曾无数次站在这里看塬下，这样的黄昏时分炊烟袅袅，整个渭河平原都好像沉浸在云绕雾罩的仙境。但随风而来的刺鼻臭味及时把我唤回现实，我知道这雾霭不是愉悦我们精神的祥云瑞气，而是毒害我们身体的乌烟瘴气。
此时此刻我庆幸我身后的这一片坟墓，这些早逝的人尚且还有我们遗留下的一片废墟做他们灵魂的住所，这里虽然荒凉，但还有蓬勃的荒草和鲜艳的野花给他们做伴。谁知道若干年以后我塬下的父老乡亲们还能不能找到这样的魂归之地，在那样的土地上还会有荒草和野花吗？
张浩文，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小说集《狼祸》、《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