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春风到处说柳青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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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或“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其中包含着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以“为未来造福”的工商业精神，正是这种典型的清教时间伦理，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支柱。当然，与威廉·摩尔的时代不同，今天的人们已经对这种“工作时间观”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也正是因此，今天的人们也就丧失了对这种现代世界观的“陌生感”，更难以体会它的确立曾经伴随着的历史变革的艰巨深刻性。因为认同这种时间观，也就意味着，必须把我们的生命划分为分、秒、小时，以面对“时代”提出的使命和任务，以跟上“时代的脚步”。这也就是为什么——1953年，这样的工作（劳动）时间观念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旗帜下，第一次被引进中国农村之时，《创业史》这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中国农村小说才有可能产生。
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将《创业史》的诞生，理解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胡风一首著名诗歌题目所昭示的《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与劳动、工作和使命伦理相关的时间观，才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根本基础。正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才成为一部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扎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而“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申诉，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
但1953年的春天，人的心情可是和过去的1952个春天，大不一样。
长眠在唐冢、汉陵的历史人物做过些什么事情呢？他们研究和制订过许多法律、体制和规矩。他们披甲戴盔、手执戈矛征战过许多次。他们写下许多严谨散文和优美的诗篇——不过，他们没有人搞过像“五年计划”这一类事情。
1953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到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画、交响乐和集体舞。
1953年春天——你历史的另一个新起点啊！（见《创业史》384页）
于是，《创业史》这部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竟然如同亚当·斯密描述英国农村的作品那样，是以“一般劳动时间”结构起来的，这也就不会特别令人惊异了。当千百万马铃薯意义上的小农被“时代”组织起来，对于时间、时代的思考，就构成了“农村小说”根本的叙事动力，以至于在“第一部的结局”这一章的开头，作者这样写道：“生活不断向历史车轮的推进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出现复杂的现象。”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农民和农村必须对滚滚而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车轮”作出回应——迎接挑战或者沉沦灭亡。在这里，时代和“时间”本身自然就变成了一个“督促者”和审判者，在“一般劳动时间”的压迫感中，在抓住和掌握时代和“时间”的悲壮努力中，我们读出的显然不仅仅是歌德《浮士德》的主题，而且更是斯密《道德情操论》和马克思《资本论》特异的目光。——这当然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全新的现代理解，而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而言，这则是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欧美的读者甚至倾向于将《创业史》当作“新教小说”来阅读，也许就是非常自然的。不仅仅是“互助组”创业的故事与“共济会”等“劳动组合”自我救赎故事的契合，而首先是由于小说中所渗透的类似于新教时间伦理的时间观念——因为一旦这种观念在基层生根，社会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宝娃”与“阿甘”：“鸡毛上天”的可能性
《创业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宝，小名“宝娃”。而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新农村千百万中国新农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当下年轻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其实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小上帝”或“小天使”叙事），这都是“鸡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如果用最简单的词来解释什么是“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性也就是“可能性”。今天的人们，其实可以在“市场”这个隐喻中得到对现代性的最现实的理解，市场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没有保险和最终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其实也就是“可能性”、或者仅仅是“对可能性的承诺”。在市场中，任何人的命运都是相对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和沉沦。
而在1500年以降的欧洲，现代性是伴随着弥漫全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确立的。加尔文的著名论断是：人的命运处于“双重前定”中，即“个人的选择”和“上帝的选择”。人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得救或者沉沦，但是人却不能理解、代替上帝的选择，因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上帝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只不过那属于神的意志。正是这一著名的“加尔文论断”将人类的命运和“前定”相对化了，而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降临：一切都变成悬而未决，一切都仅仅是“可能性”。我们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已经有了“看不见的手”的影子，而“双重前定”则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市场社会的隐喻。
因此，从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灵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上帝和命运的青睐加之于强者，这样一来，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只为强者（有权力和财富者）掷骰子，这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强者一定会胜出，强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与这种强者的神话相对立，马基亚维利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蕴涵的现代先声，那么恰恰是“弱者”和“穷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新上帝”——这个“现代意义上的上帝”，不过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形象，这个形象与穷人和弱者类似。他说，正因为贫穷和受苦，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身上才充满了自我更新和改变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而相对来说，强者和富人则倾向于维护现状。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命定地热衷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倾向于创新和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因为在试验和创新的竞争中，弱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他们失去的也许仅仅是锁链而已，但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强者来说，事情则不然。强者已经拥有一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