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春风到处说柳青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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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凡二十一年风风雨雨，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发表的武春生的文章《寻找梁生宝》（文章唯一的不足之处是将柳青夫人马葳误作马原），又一石激起千层浪，起码使“知识界”的人们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来说，一个更为切肤的问题或许应该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寻找梁生宝”——而且，恐怕还不仅仅是“寻找梁生宝”，而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为了建设和谐中国社会之路，为了这个和谐社会的远景，我们甚至必须像当年的柳青那样，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卫梁生宝”。
——还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宝娃”的故事，来继续对“失去的”梁生宝的寻找吧！因为这是一个与柳青的《创业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
1929年，另一个中国“宝娃”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名字叫吴仁宝。十四岁时的一场大饥荒，宝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卖了，为的是换几个活命钱。吴仁宝的故事与《创业史》题序中的描写完全相同，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从此后，吴仁宝就铁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当地土改的带头人。1952年——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组成立的那一年，吴仁宝领着全村最穷的十三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合作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自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
正像梁生宝一样，1960年代的吴仁宝带领全村平整了土地，创出亩产1000斤的全国纪录。华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芳”，华西女劳模的名字叫陈毛妹。1970年代，华西村办起了社队企业（比皇甫乡还晚），但是华西的社队企业却一直顶风冒雨坚持下来，没有垮掉。而到1985年，在全国农村收入开始下降的时刻，华西村集体企业的产值首次达到一个亿。1950年的华西村，是当地最穷的村子，而如今户均收入22万美元的华西村，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一面不倒的红旗，是“中国第一村”。
像许许多多从中国泥土里涌现出的梁生宝一样，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就是吴仁宝这个朴实的农民所说的：“集体经济救华西，社会主义救中国。”
“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的犁。穷帮穷种上咱们的地，穷帮穷走咱们的社会主义。”探索一条团结互助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对于那些主张将粮食生产交给市场的“郭世富的子孙们”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懂得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道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单纯地依靠变化莫测的“市场”，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不搞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被毫无保障地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汹涌波涛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搞成功——如果说工业化、市场化就必须以牺牲穷人、牺牲农民、牺牲老弱病残孤为代价，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头向前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是夹缝求生，逆风起飞。在中国农村这样人口很多、资源很少的环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宝这样没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许许多多的“宝娃”把穷哥们团结起来，带领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甚至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而首先是为了维持中国农民的生存。或者说，为了避免农民彼此间围绕着有限的资源进行自相残杀。而这也就是毛主席1959年对吴旭君所作的如此令人心伤、又如此使人奋起的自我剖白：“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我现在还活着呢，怎么有人就这样！——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下)》13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革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今天难道不更需要这样的想象力，难道不是更需要为这样的“可能性”而不懈奋斗下去吗？
是啊——无论多么幼稚、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世事多么艰难、道路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顶风冒雨，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我们的主人公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呢？是为他的重生和复活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死亡”感伤怀旧、乃至幸灾乐祸呢？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呢？
而这就是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重读《创业史》的当下意义所在。
韩毓海，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锁链上的花环》、《知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