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春风到处说柳青
作者：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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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如此感慨地写道：“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创业史》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引用并不是为了跟随政治形势，而是因为恰是这段话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最为透辟、根本的理解：现代性是对“新事物”的追求，现代性其实不过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争取胜利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洞悉“失败”同样也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道路艰难，一定会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志向远大者，才会绝处逢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是勇敢无畏的小人物的事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却不过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这就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刻的“现代意识”。
“创业难”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柳青的感慨，当然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个子女来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们这样写道：
站在神禾塬的崖畔上，我们凝望着巍峨壮丽的终南山，望着山下的蛤蟆滩，当年种上的白杨，参天挺立，稻田纵横，满目苍翠。镐河出了终南山，自东南来，到了塬下，转向西流。靠着神禾塬，依着镐河畔，从东向西坐落着庄稼人的院子，这就是皇甫村。
村子中间的一个土峁上，原来有一座破旧的古庙——中宫寺，这就是我们的家。父亲略加修葺，住了十四年。眼前，中宫寺已经夷为平地。冬青石榴没了，爸爸精心栽培的苹果、梨、桃，硕果累累的葡萄，也没了。他经营过的菜地荒芜了，他原来工作和起居的地方，都塌掉了——地上长满了野草。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爸爸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热泪的，本应该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实历史和人事变迁，却远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来的更加残酷，以至于作为后之来者的我们今天重读《创业史》，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对柳青，我们一时竞不知从何说起。远隔滚滚红尘，对于这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会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们甚至不得不从一个看来最惊心动魄、最让人挥之不去的部分开始我们的重读。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竟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
“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的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的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然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梁三老汉农民式的“远见”和卢书记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间，似乎给出的是一个奇妙而近乎残酷的结论。而今天看来，《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之所以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还不完全是因为严家炎先生当年所说的：梁三老汉是“更真实的农民形象”，而更由于他始终是小说所预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他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失败”。
实际上，也正如《创业史》第二部描写的，正因为“鸡毛”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宝娃“鸡毛上天”的创业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触动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于是，1964—1965年春节期间的“社教运动”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终于被小说中“轰炸机”郭振山的原型们“架上了楼”（即批斗），理由是搞社队企业就是冲击粮食生产，而王家斌“账目不清”。是社队企业资金的捐献者柳青紧急从北京的作协理事会上赶回来，才避免了“梁生宝”进班房的命运，王家斌得以侥幸“下楼”。（潘维的研究指出：1964年底开始的农村“社教运动”是以保证粮食生产为目标的“现实主义”政策，对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与合作化“激进政策”的反弹或反拨，皇甫乡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潘的判断。）
然而“文革”爆发一年后的1967年春，陕西文联的“造反作家”们将柳青揪到西安隔离批斗，罪名就包括追查他“巨额稿费”的去向。柳青夫人马葳（她身上有小说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经不住压力自杀身亡——小说中的小延安“杨副书记”自身难保（柳青自己曾经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从此他就再也不能给“梁生宝”撑腰、打包票了。
对于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革命就是为了夺权，说穿了也就是当“红色地主”，而地主们的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证既得利益的稳定。郭振山这样的“红色地主”当然是既不会理解、更不会赞成什么所谓“制度创新”的“互助合作”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鲁迅所谓“从革命到革革命”。如果梁生宝的互助道路是协调农村尖锐矛盾的新型政治方式，那么郭振山道路则代表了这种新的政治方式的瓦解，预示着中国农村以“阶级斗争”的名义重新走向弱肉强食、自相残杀。也许正如一位当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语中的指出的：如果要反思历史上的“动乱之源”，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芙蓉镇》里的王秋赦，而是《创业史》中的“轰炸机”郭振山。
1982年，柳青去世四年后，同为“小延安”的《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来到皇甫乡为柳青扫墓，亲耳聆听了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谈柳青和现实中艰难的“创业史”，感慨万千之余，诗人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床前墓前恍如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农民不能写文章，在关于柳青的回忆和评论文字中，当然没有一篇出自最有发言权的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而涉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贺敬之这诗中形象的一句。
1997年，皇甫乡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梁生宝”——“皇甫乡的傻瓜、好人”王家斌在孤独中去世，据说临终前他还在忙着为村里打井、力图恢复当年的集体企业——可惜“宝娃”的“二次创业”后继无人。由于如今的年轻人都已经奔驰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队”，据一篇感情真挚、题为《寻找梁生宝》的文章的描述——“当时天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王家斌的命运，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其实，早在1983年5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怀念诗作中，就发出了“寻找梁生宝”、“柳青魂兮归来”的万千感慨：“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魂梦难与君会，想忙与村中父老、画长策。总算争得了，庄上晚来春色！风暖稀释秦岭云，魄归应念*%州月；情无限，意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