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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2007年第3期

谁在养活我们

作者:曹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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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芳破涕为笑,班师回朝了。
  
  车间出来的刨花板,越来越像饼干了,又酥又碎。有个跟厂长有一拼的副厂长,说什么东德西德,先进设备,一堆烂废铁嘛,冤大头嘛。几千万的人民币,打水漂儿了。
  虽然这样,全国房地产热,急需建筑材料,这些“饼干”也成了抢手货。南方老客儿又像当年调木材一样,到我们这里调刨花板来了。他们不再用火车,直接用加长141,省得各个关口扒皮。这些桃酥一样掉渣儿的刨花板,供不应求,那些老客儿冒着被厂长家大狼狗掏腿的危险,去厂长家给夫人送礼,银行取出尚未打捆的人民币,他们的目标,就是请厂长批条,批给他们货,早装车,早运走。耽误了一天,开发商那边就是上百万的损失啊。
  有工人奇怪:这么酥的板子,不禁水,也不禁压,弄去它们有什么用呢?
  老客儿说,现在全国都成了建筑工地,全国人民都等着住新房呢。十三亿人,一家一间,盖到下个世纪,也盖不完。你们就干吧,别说“饼干”,就是“馅饼”,也不愁没人要。
  但老客儿的教导落空了,没到二十一世纪,我们厂就关了门。厂长被另一副厂长,反腐败了。一干人马全抓起来,审查。据说被审的人对着办案法官大喊:你们整我干什么?狼吃不敢管,狗吃撵出屎!
  
  下篇
  
  那一年春天,我离开了老家,调到中原一家艺术研究单位,所里有本刊物,因会写文章,我当了一名职业编辑。
  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情,走进这家艺术殿堂的。艺术研究,专门研究艺术,这里的男女得多高雅,这里的领导该多有文化啊。肯定不会再像我们当年那些土鳖,抽烟喝酒还随地吐痰;同事们也不会像机关的老芳小艾,争风吃醋飞短流长。对这里,一切的一切,我都起敬起畏。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想,当年我们厂,机器再废铁,还是要出产品的,工人靠干活吃饭。而艺术研究,研究艺术的,这些人天天都在干什么呢?
  一天,我把我的疑问,小声跟资料室的刘大姐说了,刘姐心直口快,她说研究个屁!
  刘大姐的话肯定是气话了,研究屁,还轮不到我们领域,应该属于生物生态类的专家。我们似乎只是从纸上到纸上,理论,艺术,怎么能研究到具体的屁上去呢。刘大姐说完也笑了,她说我说她们研究屁,还是高抬呢,实际上她们屁也研究不出来!
  刘大姐的话让我慢慢有了体验。在我们单位,确实没有多少正经事儿可干,全体人马,长年的任务就是泡剧场,凑规模,那偌大的剧场,光坐着领导是不行的,光有演员在台上比划,也不像话。落满灰尘的一排排椅子,要由我们填空儿,补位,占满。台下没有买票的观众,除了演职人员的家属来捧场,余下部分,必须本系统职工来承担。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角落里,看不清,也听不见,可是我们要不时地鼓掌,助兴。散场时起立,拍着有韵律的节拍,等着领导接见演员,握手,合影,留念。
  出了门,黑黑的冷风中,有时是骑着自行车回家,有时运气好,领导高兴放话儿让全体人员打出租,回去集体报销!
  
  白天的工作,就是经常讨论了。烟雾的会场,论资排辈式的发言,那些资深老专家,说话都很有技巧,一般的时候,他们不紧张,也不害羞,即使没看过作品,也绝不张口结舌,他们会说“刚接到通知,准备仓促,随便瞎说两句吧”,“那我就瞎说几句吧。”他们在谦虚的东扯西拉中,就完成了专家的发言。而我们这些连“瞎说”也不会的,当“专家”时间还短,缺少场合经验的年轻人,大家紧张,局促,能躲就躲,能拖则拖,实在被逼得不行,非说两句不可,也只能拾人牙慧,三拼两剪,人云亦云一遍。
  等我们下到各市县剧团,就由剧场的小瘪三,直升为专家大佬了。“省直专家”,接待方一直这样恭敬地叫。我们有吃有喝,吃饭不花钱,住宿不花钱,白天游山玩水,剧团派专职人员陪同,晚上剧场的坐次,也是当地最高领导通常的位置:不前不后,听得清声音又不吃灰尘。第二天是听意见,开研讨,走马观花地看了两场,草草鹦鹉学舌一番,调子基本是步调一致地表扬,好吃好喝了这么多天,不唱几句赞歌难道要给人家添郁闷吗?连回去写文章,格式化的三段论都有了,开篇叙述一下该剧剧情,交待点排戏背景也可以。中间再回溯此戏排演的艰难,结尾来几句高调儿鼓劲的话,最后一段,也别忘了显示高明地提一点“瑕不掩瑜”的意见,反正文章写得多臭,都有我们自己的刊物发表。看戏了,说意见了(虽然那些意见一点都不比剧作者高明),广告式的文章也发了。扛些土特产,就回来了。
  
  曾有一个特别贫困的县剧团,他们带着剧本,开着车,一行团长编剧诸多人,来我们所“听取省直专家意见”,据说他们那里长年风沙满天,春天的时候,沙尘会一层一层埋到屋顶,居民的房子成了沙丘,羊儿们没草吃,寻寻觅觅,走上沙丘,正在屋内做饭的妇女,听得“噗哧”一声,不结实的屋顶漏进一只羊蹄,随之,是哗哗的黄沙……
  那天,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之前都大概地翻过了剧本,充当专家,对剧本发言,也是任务。几十号人,轮流来说。有些人手里没有写好的稿,只能磕绊应付,说不出新东西,基本是重复那个说得不错的老专家的意见。整个会听下来,像一张嘴放了二十多遍录音。剧团的人说着感谢,说有收获。中午饭时间到了,请大家别走,集体吃饭。
  这个没钱的剧团不但拿出钱来请“省直专家”们吃了一顿可口的饭菜,还每人发给一百两百不等的红包(只要坐在会议室里的,人头有份儿)。那天我没有吃饭,事后有人捎给我一百块钱,有好长时间,我的心里不是滋味。我凭什么接受这一百块钱呢?我会上说的那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值这一百块钱吗?我们是省直的,研究单位,他们就必须劳民伤财地大老远跑来听我们的意见?具体到个人,我们真的比他们高明?如此兴师动众,高成本,如果这个团是个人的,从个人的腰包里拿钱,他们还肯不肯,会不会这样做?
  
  时间久了,紧张的不紧张了,没经验的有经验了,熬年头,混日月,都能模糊进资深专家行列。这是个脸熟儿即专家,位置即专家的时代,只要熬得过年头儿,初级中级副高正高,一路下来,都是专家。“专家”的名头,已经像职称评定一样荒唐可疑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本刊物,叫“省级刊物”。每当看到主编,我总想起“矬子三把刀”这句老家流传的民谚,它的本意是矮个子的人了不起,有一套,不能小视。确实,我们主编太厉害了,他都不识多少字,可是他能写出那么多获奖剧本,还是“五个一”这样的国家大奖,同时当着主编;刊物每期的发行量不到三百册,他也不在乎当不当这个主编,可是上级还是该拨款拨款;起稿时半路出家的编辑们连稿签都不会签,主编和大家在二校三校时大胆做着改、编、删;几年下来,我们几乎没有了作者的自然来稿,可是每期,刊物照样塞得满满。印刷一千多册,全部赠阅,送也送不掉的部分,过一段,落满了灰尘,就四毛一斤卖掉了。
  
  我们单位还有一个男“老芳”,男老芳是研究整理戏曲地方志的,他长年生活在办公室,做饭,洗衣,有时还烧好了开水,一壶一壶往家提,他家就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爱占小便宜”,很多人对他瞧不起,他家里确实困难,两代人,住老式两居室。男老芳长年累月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发黄的资料,抄过来,誊过去。过几年,纸朽了,再来一遍。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他要签一些报销单据,纸和笔呀,墨水呀,还有跑乡下考察的车马费等。每当领导看到他,都像突然牙疼。曾跟心腹说,老东西,到了59,就让他退了算了,不然资料室的虫子没嗑光了资料,他会像耗子一样把研究所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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