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谁在养活我们
作者：曹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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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若干年前，不足六岁的我，被母亲叫到跟前，让我和三姐背靠背站在那儿，母亲用手比来比去，她怎么提三姐的肩，整理她肩上的衣裳，三姐还是矮我半头。母亲叹息着说，四儿，你姐的奶都让你吃了，她该上学了，可是她还长得这么矮，学校会有人欺负她的。你就跟她就伴儿，一块上学吧。
坐在课堂上，无论是语文数学，我都听不懂。数学课那个有着山东口音的班主任老师，她老是说，我给你们举个栗子（例子），两只手摆弄来摆弄去，又是土豆又是苹果的，我一直纳闷儿，她的手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她为什么总说举栗子，举苹果，举土豆的呢？
小学念完时，矮小的三姐已当上学习委员，我则刚及格。读到高二时，父亲面临最后一班的退休，全国统一实行的、最后一次子女顶职工作的福利。那天，天气很晴，母亲把我叫到二姐的后肩，让我和二姐背靠背，差了五岁的我们，个头是一样的。母亲用眼色跟父亲说：大贤，已经有婆家了，再接班，挣了钱也是给人家；二源，长得好，找个好对象是不愁的，用不了半年一载，也要结婚；老三，这个一阵风都能刮倒的小三儿，她能干得动活儿吗？再说，她学习比四儿好，四儿就是长个傻大个儿。小四儿今年不到十六岁，离成家还远着呢。让她接班，给家里多出几年力吧。
父亲像个言听计从的昏官，不住地点头：你决定，你决定。就这样，我由智商不足提前进入了小学，到尚未成年又一次提前走进了社会。
我当了一名工人。
贮木场的作业是露天的，女工男工都一样，抬木头，归楞垛，装火车。最轻的活儿要算倒木料了，圆木破成方条，捆成捆，两人一组，蚂蚁一样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地方。主要是给木料换换场地，通通风。每当分组的时候，车间主任刚发布完任务，话音未落，那些有经验的女工，就会哗地一下把我闪开，她们不和我对视，不接受我“同组”的邀请，而是非常默契地，眼皮都不抬，就两人一对，凑好了。实力和实力组合，个头和个头相当，她们快速去抢运自己的一百捆定额，因为主任说了，早干完早回家。
刚才热闹的场地，一下子剩下了我和另一女工，她叫曲红，个头特别矮，但她很有力气，是她不嫌弃我，将就了我。她默默地，把劳动布工作服，卷成一个砖头状，放到肩上，既防护重压，也兼垫起一点身高，因为我们相差得太悬殊了，一高一矮，拉锯一样扭扭歪歪，像相声演员的滑稽出场。木料的沉重让我们步调难以一致，坐在楞垛上休息的男工人，不断地发出笑声。
十点多钟，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时候，那些力气可以和男人匹敌的女工，就完成了定额，欢快地脱下劳动布工作服了。我和曲红，为了加快搬运速度，把木料，从肩头换到了腰上，用腰峰卡住，像蚁类那样挪着走。当我们把一百捆定额倒完，两人不约而同地跑向了木板房一样的女厕所，我们都感到了腰峰的疼痛，打开来，她看看我，我看看她，我们同时看到，血肉模糊。
半年后，曲红的父亲把她调到了机关当服务员，每天给领导打水扫地，这是让我们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工作，它相当于今天的秘书，白领。曲红离开了我，也给我树立了目标，我也要进机关，脱离这要人命的苦力。晚上回到家，我开始复习地理和历史，死记硬背所有文科的东西，背到后来，哪道题在哪页，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年后，我以文科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黑龙江一所职工大学，尽管那个专业不是我所喜欢，可是天天坐在课堂上，还拿工资，跟从前比，不是天堂和地狱吗？
毕业后，因为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厂长以为我很会写字，就分配我到企管科，写质量报告，同时兼办公室的半年一年工作总结。
那时北方的木材如南方的毛竹，砍不尽，用不完。在我们贮木场，长年住着调木材的南方人，当地人俗称他们“老客儿”。老客儿手里有玉，麻糖，花雕酒什么的，住在厂子的招待所，招待所的妇女，免费给他们洗衣服，缝被子，他们常常把准备送给场长的玉雕什么的，也送给服务员。曲红后来由扫地打水的女工，转成了招待所的固定服务员，她时常能收到老客儿送的土特产。
每个月，老客儿的主要目标，是运走这里的木材，火车皮，装圆木的货列，黑隆隆像一条巨龙。老客儿最开始手里拿的是香烟，一节车前的检尺员发一根，恒大烟卷儿，笑脸，客气，一节车皮的体积、水份，就搞定了。后来，水涨船高，一盒烟就不够意思了，老客儿干脆空着手朝前走，在他兜里，是成沓儿的人民币，边走，边从里边抽，老客儿的手指很有准头，他想塞给检尺员几张就是几张，接到好处的检尺员们，立即变得目不识丁了，他们会把80号的圆木，在本上记成20号，20号的成材，写成枝丫。一火车检下来，拉走的是金山，可是账本上累计的也就是几百米的朽木。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近三十年，河东河西，原始森林就真的变成小枝柴了，有的地方已经光秃秃。场长和局里的头儿们跑了几趟北京，跑得很成功，国家可怜林区人民，一下子拨款五千万，扶植林区开发新项目。场长去东德西德转了一圈儿，回来果然发回一车皮的铜铁，场长告诉大家，攒起来，就是生产刨花板的机器了，枝丫子，碎木屑，往这家伙的肚子里一倒，突突突突，再出来的，就是一张张刨花板子！神不神？
我们的日常工作，是跟随厂长到车间，厂长看板子合不合格，基本不用尺量、化验，他直接用指甲，在板子上一抠，再用手捻捻，说嗯，还行，不算太酥。这板子就合格了，可以出厂了。
下午的时候，男同事们因中午用扑克赌资凑了酒局，喝得比较高兴，也多了，直接回家躺着去了。没走的，老老实实趴到桌子上睡觉。唠闲嗑，打毛衣的，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老芳，小艾，还有我。
小艾是技校毕业，技校毕业的女学生，成百上千，都分到了刨花板车间。制板的甲荃把女工们呛得像一群办丧事的悲苦妇人，揪鼻涕抹眼泪，不断地擦。工作上半个小时，她们就会撒谎请假上厕所，厕所在车间外面，大木板钉成的，通风。出来一趟，透透风，好受不少。
离开车间，离开甲荃，离开飞机般的机器轰鸣，是所有女工的梦想。而实现这份梦想的，只有小艾一人。
小艾肩负的是机关打字员，没有字可打的时候，她和老芳一样，织毛衣，嗑瓜籽，偶尔，也去厂长办公室，帮助厂长整理一下内务，卫生。小艾的长相绝非牡丹国色，可是她嘴巴特甜，心眼儿也多，非常会处理人际关系。她跟财务科长，相处得像亲兄妹；销售科长，有点像老邻居；而一把手，一支笔批钱的厂长，则完全是父女了。望着小艾持一把条子走向厂长的背影，打毛衣的老芳会停下来，咬着牙根说：看吧，又撒娇去了，贱娘们儿。那可是她买大衣的票子，买大衣都开成了办公用品，报销，你说这样的厂，还有好儿？！
老芳的预言没有错，我们厂果真在几年后，全盘倒闭，这是后话。只说老芳嫉妒小艾，她也不甘示弱，她的工作是管全厂女工的计划生育，老芳东施效颦地也开出一堆白条子，到厂长那里签单，不知为什么，她拿去的是单据，回来的是满走廊的碎屑，好像她一生气，把那些白条全撕了。
老芳不能变纸条为人民币，她就在免费避孕药具上作文章，她把成箱的安全套扣下，不发给正当年的青年男女，而是送到小药店，以五五分成和药店对劈。后来有人捅给了厂长，厂长脸都气青了，痛喝她你知不知道，你整两个钱儿事小，厂里如果冒出一个计划外肚子，所有的扶持基金，全完蛋！
厂长后来还想拿掉她的计划生育工作，可是话没说完，老芳就一屁股坐到厂长办公室的地上，说光兴你们放火呀，我点个亮儿都不行啊！——老妇人的哭嚎可比小女子的嘤泣吓人，厂长被她的丑陋惊呆了，老芳还扬言，如果真拿了她的工作，她就去厂长家吃住。她的大胆设想也把厂长吓呆了，只好挥挥手，说好，好，你接着干，接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