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于丹现象解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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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于丹的“布道者”角色而言，有她自己的话作证。她曾经直言：《论语》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既然把《论语》当《圣经》，那么，她自然就是《论语》这部“《圣经》”的布道者，而不是学者，不是《论语》的研究者。布道者和研究者有何不同？研究者把经典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所以能够保持质疑批评的心态或理性反思的距离；而布道者则绝对不会、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质疑态度、批判精神与理性反思距离。
但是，另一方面，于丹又是一个奶妈式的布道者，“奶妈”式的布道者和真正的布道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两点：第一，奶妈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者，对经典也并不抱有真正的虔诚，毋宁说经典只是她的调味品，她不是布道，而是借“道”（经典）布自己的“心得”。所以，她并不像西方基督教的布道者那样尊重经典的原文，而是为我所用，随便歪曲；第二，由于奶妈式的布道者对于经典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以，与那些“从一而终”的布道者不同，于丹是一个没有固定信仰的布道者，任何适合于营销的经典都是她的“《圣经》”。虽然她声称《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也是《庄子》或者其他什么“子”的布道者，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经典都是一个主题：快乐。所以，在刚布完《论语》之道后，于丹接着马上就布上了《庄子》之道。
这样，李泽厚的“布道者”说和于丹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他把于丹和美国的基督教牧师进行类比时忽视了两个基本差异：一是美国的牧师在布道时总是手里拿着一本《圣经》（信徒们也一样），念一段原文，然后进行一些阐释，这种阐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圣经》调剂成“心灵鸡汤”；二是基督教的布道者绝对不会既布基督教的道，也布伊斯兰教的道，还布佛教的道，而于丹则布了儒家的道以后马上又去布道家的道。
那么，“奶妈”式布道者是怎么布道的呢？
首先，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
如上所述，和一般的经典研究者不同的是，布道者从来不会怀疑经典的绝对价值，经典在他们那里是膜拜（包括假装的那种“膜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反思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来不会说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商榷的，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对经典的阐释是否准确，相反，他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是绝对真理的掌握着，是唯一正确的经典阐释师。这也就决定了他从来不会在阐释经典时流露出因经典的复杂、深奥乃至内在矛盾而引发的阐释的焦虑。于丹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她总是要反复告诫她的听众（实际上已经变成她的信徒）：相信我，我就是孔子或庄子的代言人。正因为这样，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充满了独断的语气和句式，充斥着“就是”开始的判断句。比如：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
多么典型的布道者的语言，简单明快、直截了当，没有疑问、没有犹豫、绝对正确、无可置疑，充满了自信和狂妄。
其次，布道者的句式：简单化和绝对化。
把经典的含义简单化和绝对化是布道者语言的基本特点。于丹的语言也是这样。于丹深知：大众信徒（不是学者，也不是专业信徒）接受不了、也不想接受深奥、复杂的东西，大众信徒需要的是简单的“真理”，越简单越好。于是，一部《论语》在于丹的口中和笔下被调剂成了“心灵鸡汤”和速食快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要张开嘴巴，“奶妈”保你满意，因为一个好的“奶妈”对大众的口味和消化能力了如指掌。
所以，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开篇，于丹就这样安慰她的大众信徒：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这个简单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于丹反复推销的“快乐哲学”。又简单又能让人快乐，多好的事啊！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论语》真的只是一部教大家怎么找乐的书吗？非也。《论语》固然有于丹所描述的关于自我完善和内心快乐的内容，但它的“真谛”，却绝对不是如于丹说的简单地“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论语》不是关于心灵的“快乐书”。《论语》之所以成为不朽经典，是因为它的复杂、深奥乃至矛盾。作为文化的普及者，我们可以把深奥的东西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但是却不能肢解它，更不能歪曲它。《论语》决不仅仅只是传授“个人的内心快乐”的秘诀，《论语》还有大量关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内容，有治国、平天下的内容；除了积极进取、达则兼济外，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除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外，还有对妇女以及劳力者的歧视。除了个人修身的《论语》，还有被书生用作仕途的敲门砖、被统治者用作为统治工具的《论语》……正如有人指出的：“《论语》是一部极为复杂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典籍，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作为工具毒害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加分析地一味地粉饰它，将它作为所谓的‘快乐书’，这与《论语》本身有很大的距离，还将导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房向东：《百家讲坛二题》，2007年3月29日《南方周末》）孔子还有“亲亲相隐”的思想。当叶公对孔子夸耀老乡“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正直品德时，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本身就具有了“直”的品格，父子之间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就是“直”。儒家将直的道德纳入“亲亲”的范畴之中，“直”从“孝”和“慈”中体现。父慈子孝是人与生俱来的内在最真实的情感，在不涉及大是大非的情况下，不能违背这种父子天性，伤害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论语·子路》）。这种把父子亲情看得高于普世价值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
一部《于丹<论语>心得》随处可见于丹的简化术。比如于丹说：“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崇尚的是一种庄严、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化身。”西方哲学不追求理性么？西方美学不追求庄严么？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我觉得追求理性和崇高恰恰是西方哲学和美学的特色，因为西方有历史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
当然，于丹的成功除了上述分析的简化术以及她的出色口才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大众的接受心理。于丹借助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大众主流媒体，通过“心灵鸡汤”加“布道”的解读方式，满足了公众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的阅读期待心理。群众心理学的分析表明：群众，特别是一个迷茫时期、价值失范时期的大众，需要的常常是简单明了的答案，而不是独立思考，是真理而不是疑问，他们需要有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们到“讲坛”是来“解惑”的而不是来求惑的。这和学者的接受心理是很不相同的：真正的学者是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这样的人充满了疑惑也喜欢刨根问底。他们希望挑战定论，也希望看到别人挑战定论。他们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别人制定好的“绝对真理”。所以，他们很难成为“心灵鸡汤”的俘虏。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演说家都深知群众心理的这个特点，所以，他们的讲演词总是由一系列非常专断和简单的判断句组成的，讲演者总是以绝对真理的代言人自居，总是通过不容置疑的口吻来布道，来迷惑和鼓动群众。他们从来不会说“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个问题学术界还有争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清楚”。如果他这样讲，则必败无疑。在这个意义上，于丹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