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于丹现象解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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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阿伦特对于自由的理解，庄子及其学生于丹的所谓“自由”实际上就是一种缺乏勇气、逃避公共世界、躲进自己内心进行“神游”的所谓“精神自由”。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犬儒。不幸的是，不仅于丹，而且当今中国很多人，既有大众也有知识分子，却一味沉浸在犬儒式的“内心自由”中，在这个意义上，大概庄子的确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精神界的导师，它应和了当今中国的普遍的政治冷漠，试图通过内心的所谓“宁静”来掩盖政治自由的缺失和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庄子人生哲学的流行所导致的只能是全社会的犬儒主义，它或许能够培育出一批不问世事的逍遥派，却永远不可能有助于培养积极参与的现代公民。这难道是我们需要的吗？
想象另一种快乐
《于丹<论语>心得》提到“国民幸福指数”的问题。她说，二十一世纪评估各个国家人民生活得好与不好，已经不是过去简简单单GNP（国民生产总值）一个标准，还要看GNH，就是“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富强，不能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对量和增长速度，更要看每一个老百姓内心的感受——他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她指出：1980年代末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左右；1991年提升了73％左右。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但到1996年再参加调查时，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她说：“这是一件很令人困惑的事情。它说明，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有可能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于丹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什么？不是改善我们的社会环境，减少社会的不公正和不自由，而是向庄子学习，退回内心自由去寻找自欺欺人的所谓“自由”。这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有一个叫塞外李悦的天涯网友说的好：“于丹在《于丹<论语>心得》一书中提到中国人幸福指数在下降，她也一定知道下降的原因。但她闭口不谈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不谈如何解决贫富差别，更不谈社会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多次让贫者返回内心，安贫乐道，像庄子那样插上翅膀飞翔起来。于丹身边一定有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他们能够轻松飞翔吗？吃不上饭的学生是没有力量与于丹教授一起爬树浪漫的！”
于丹的所谓“快乐哲学”，虽然打着追求所谓“内心自由”的旗号，但却因为混合了犬儒因素而变得可疑。它的实质不过是用虚构的所谓“精神自由”、“内心快乐”来回避现实社会的不自由，从而间接地维护了这种不自由。在今天的中国倡导这样的快乐哲学不是时候。
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想象另一种快乐：悲剧性的快乐。与于丹的快乐哲学不同，阿伦特还借助莱辛的例子来说明了另外一种快乐。阿伦特把莱辛列为“黑暗时代的思想家”，他对这个时代的态度是不妥协的斗争，他“从来未与他所生活的世界和平相处”，而且这种不妥协的批判性正是莱辛的快乐之源。阿伦特强调：“尽管他为这些快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们仍然是真实的快乐。”阿伦特称这种快乐为“悲剧性的快乐”。在莱辛看来，“所有的激情，甚至最让人不快的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快乐”，因为“它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它们使我们感受到更多的真实。”（参见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此语深得阿伦特的赏识，阿伦特说，这使人想起古希腊人把愤怒这样的情感也列入“使人快乐的激情”。执著于现实而不是把现实挡在心灵大门之外，忠实于自己的痛苦而不是自我欺骗、自我麻痹，达到虚假的自我解脱。不合理的现实世界在我们的身上会产生恐惧和愤怒两种情感，恐惧的情感是消极的，在恐惧中，灵魂在“现实面前退了回来”，相对于这种从世界退回自我和内心，愤怒“却显明和揭示了世界”。（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我们应该认真想一想：我们是要于丹的自欺欺人的快乐，还是莱辛的真实的、悲剧性的快乐？
陶东风，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从美学到文化——陶东风学术自选集》、《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