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于丹现象解
作者：陶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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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哲学？是犬儒主义哲学，鸵鸟哲学。
如何评价庄子精神？
虽然这种犬儒哲学、鸵鸟哲学危害性和欺骗性很大，但是要识破它却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通过一些似乎非常超迈的神奇想象和华丽语言伪装起来的。这方面庄子是于丹的老师。如果说于丹对孔子有很多曲解，那么对于庄子倒是理解得比较准确的，甚至是得其真传的（难怪在《于丹<庄子>心得》的“自序”中作者直言对乃师的崇拜，“在床头放了好几年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因此，要深入解剖于丹，似乎还得对于于丹的“老师”进行一番解剖。
初读《庄子》，的确会被其“自由精神”强烈震撼。《逍遥游》中的鲲鹏可以为证：“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高蹈超越、想象之奇绝、“自由”之精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我要补充的是：《庄子》中还有大量犬儒主义言论，体现了一种非常糟糕的鸵鸟智慧和乌龟哲学。庄子一方面大骂世俗，一方面又反复说要“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也就是说，不要去管什么是非，要无条件地和世俗世界好好相处；一方面大谈“不为物役”，但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要“与物周游”、“与物为春”。庄子一方面是大胆想象，神游于九天之上，另一方面则奉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现实主义策略。庄子的想象更多地体现在玄空蹈虚、不触及现实的“神游”“心游”上，在实际行为上却不触及价值颠倒的现实世界，最多保持自己的不合作，或者以“高人”的面目调侃几句。其实，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完整的庄子，它们共同组成了犬儒式的人生态度。
所谓“犬儒主义”，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畸形关系。犬儒主义诞生于古希腊。一方面，它是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深刻的怀疑；但是另一方面，它认为世界是不值得严肃对待的，不妨游戏之。犬儒主义虽然对现实不满，但是又拒绝参与现实世界的改造，由于政治的黑暗而远离政治、放弃政治，拒绝参与政治，或遁入孤独和内闭，或转向放诞的审美主义，而其骨子里则是虚无主义。他们对于世界保持了清醒的距离意识，但是却不敢或不愿与之正面对抗，而以一种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处世态度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妥协混合的矛盾立场。犬儒主义不仅仅表现了现实的黑暗，或者现实世界中道德的颠倒和价值的真空状态，更是人们对于这种颠倒和真空状态的麻木、接受乃至积极认同。犬儒主义者不但对现实不抱希望，而且对未来也不抱希望。他不但怀疑现实，而且也怀疑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犬儒主义是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有可能表现为死气沉沉、一潭死水，也可能表现为装疯卖傻、装神弄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可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装神弄鬼是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为内核的一种想象力的畸形发挥，是人类的创造能量在现实中不可能得到实现、同时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的一种忽而心灰意冷、忽而疯疯癫癫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最大特点就是非道德化，无价值，不问是非，不管善恶。只求绚烂，只求痛快。在一个现实溃烂、未来渺茫的时代，在人们因为长期失望而干脆不抱希望的时代，在一个因为价值世界长期颠倒以至于人们干脆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彻底丧失了价值缺失的痛苦的时代，犬儒主义就会以一种装神弄鬼的方式表现出来。犬儒主义常常出现在社会黑暗、绝望感弥漫的历史时期。这个时候的突出特点是现实世界的无奈和想象世界的高蹈，两者相互强化。
换一个思路思考自由
庄子也好于丹也好，其犬儒式自由观的核心是以假想的“内心自由”代替真实的自由。在此，阿伦特关于自由的见解值得我们重视。阿伦特反复强调：自由是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感受，奴隶在客观上是不自由的，虽然他可能有“主观自由”的感觉。一个不自由因而客观上不幸福的奴隶，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觉中（比如阿Q）。阿伦特认为，把自由理解为自己的私人经验中的“感觉状态”，而不是公共领域中的客观状态，是人和世界疏离、逃到自我和内心的结果，“在这种与世界疏远的过程中，一个人在世界之中的经验被改造成了他的自我之中的经验。内在自由的经验之所以是派生性的，是因为它们总是以从世界退隐、否定自由、进入一种其他人无法接近的内在性为前提”（阿伦特《什么是自由？》）。这点对于我们理解庄子思想的消极性，特别是在今天的消极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懦夫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实践自由却需要走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这需要勇气，因此公共领域是充满了危险的，为了自由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阿伦特指出：在所有参与政治所需要的品质中，最关键的品质是勇气。勇气的本质在于政治行动者甘愿冒生命的危险离开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在阿伦特看来：“过于珍爱生命阻碍了自由”，是“奴性的准确标志”。“它（自由）所要求的勇敢甚至包括勇敢地离开我们的家居的四壁的保护和安全，投身于公共领域，不是为了我们可能遇到的特别的危险，而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对于生命的关心失去了意义，勇敢将人从他们对于生命的忧虑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了世界的自由之中。”（阿伦特《什么是自由？》）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思考莱辛》中，阿伦特再次强调：自由是积极投身公共世界的“活动”的自由，实践的自由，而不是内心的“自由”，这是自由的最古老也最基本的含义。“活动的自由是行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正是在行动中，人才第一次经验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它由人们一起行动构成，并充满了和历史相仿的事件与故事——他们就撤离到了思想的自由中。”在阿伦特看来，回避公共世界的不自由，而退回到心理的“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极权时代的病态——一种斯多葛派的态度：“当我们听说这样一种从‘世界中的奴役’向‘思想的自由’的撤退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斯多葛派的方式，因为在历史中它是最有影响的方式。”“斯多葛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一种从行动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说是一种从世界躲进自我的逃离。”（参见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人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或许只能退而求其次，坚持思考的自由（尽管后者不能取代也不能等同于前者），而如果在没有行动自由的时代连苦难也通过“内功”加以遗忘，那么，思想的自由也不再存在。也就是说，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思想的自由恰恰表现在对于现实的不自由和苦难的不妥协的批判，表现为牢牢记住苦难、反思苦难，而不是像于丹说的忘记苦难。
这就涉及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苦难？是为了内心的所谓“快乐”忘记它？还是通过实际的行动消除灾难的根源？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于丹给我们的快乐药方是前者：遗忘。但是遗忘是一种对于历史、对后代，更不要说对自己不负责的态度。比如，我们对于“文革”，对于反右，对于非典，是遗忘还是牢牢记住它，时时反省它？哪怕这个反省是痛苦的？我们已经好好反思了“文革”、反右、非典等社会灾难的真正原因了么？没有。我们对灾难真的麻木了吗？我们真的不敢直面灾难了么？我们经常在对日关系上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当然应该谴责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在内的一切着意篡改历史、消灭罪证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特别是人为制造的社会灾难，是否也患有遗忘症？甚至刻意抹去人们对于灾难的记忆？中外历史告诉我们：不能记住灾难的民族更大的灾难就在前面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