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
作者：徐 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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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统治下，包纳所有人类的“团结”只能是一种奢侈而遥远的梦想。雅斯贝尔斯知道，在一方遭遇不幸时，有关双方“要么一起活，要么就索性都不活”的休戚与共，只能发生在“最亲密的人类关系中”，根本“无法扩大到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同一国公民，甚至更小的人群”。雅斯贝尔斯说，“为此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上帝面前感觉到自己的一份罪感”。
早在1939年到1942年的日记中，雅斯贝尔斯就已经在思考罪感问题。他的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他们面临的正是一个在格特露德遭遇不幸时，他们两个“要么一起活，要么就都不活”的现实世界困境。在雅斯贝尔斯的日记里和格特露德给她兄弟的信里，他们都谈到了“活着”带给他们的困境思考，不只是在残酷的迫害环境中我如何求生，而且更是在别人死了以后，我活着如何面对我的罪感。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约定，一旦格特露德的生命遭遇危险，他们就一起自杀。格特露德在绝望时，觉得她应该牺牲自己，好让雅斯贝尔斯活下去，继续他的哲学写作。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他在这个时刻背弃对妻子的责任和她的信任，他的哲学“也就毫无意义”。“在某些时刻，要么就是绝对地信任，要么就是根本没有信任”。在这样的时刻，信任如同自由，是不能以“程度”来区分有无的，信任和自由一样是无条件的，有疑惑的信任就已经根本不再是信任。雅斯贝尔斯后来在《德国罪过问题》中，正是把这种“无条件”的人际信任用作衡量人类团结的根本尺度。
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生活在他自己那个特定的纳粹世界有其非常现实的一面。历史学家克肖(Ian Kershaw)曾说，在希特勒时代，纳粹统治下成千上万德国人的行为不能笼而统之地去理解，善和恶不可能有明确的黑白对比，人们生活在不同色泽的灰色地带中。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灰色的道德世界中。这是一个和理想普世人类世界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雅斯贝尔斯对许多事情不可能一下子弄清真相，也不可能没有妥协。但是，正如科克布莱特在《雅斯贝尔斯传记:真实中的航程》描述的，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常常平静地记载一些与纳粹当局交涉或妥协的细节，“雅斯贝尔斯有尊严，但并非不屑于妥协”。雅斯贝尔斯在1942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就算无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也想做到至少在我们这边不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科克布莱特认为，“雅斯贝尔斯知道，只要他经历磨难而不死，他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所说的，他宁愿自己有所行动，而不愿一直拖延。他不想总是等待，让纳粹当局要作什么决定就作什么决定”。
1933年雅斯贝尔斯曾想移民，但没有成功。于是雅斯贝尔斯便尽量想利用自己名教授的地位来保护格特露德。雅斯贝尔斯和格特露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只和极少数信得过的友人保持来往，以阅读莎士比亚和《圣经》打发时光。和许多其他的德国人一样，雅斯贝尔斯也必须在韬晦中求生。1933年6月，海德格尔在发表《新帝国的大学》演讲之前，应邀访问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兴致勃勃地谈到要争取学生支持对高教纳粹化的改革。格特露德不喜欢海德格尔，但雅斯贝尔斯却仍然信任他。雅斯贝尔斯对海德格尔教改计划的看法记录在他的《如何振兴大学:几点想法》中。这份文稿是雅斯贝尔斯于1933年7月与一些海德堡大学同事非正式讨论后写成的，一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公开发表。
《几点想法》本身就是雅斯贝尔斯在他现实世界中既妥协又有所坚持的产物。它并不反对教改，只是建议删除“劳动服务”和“军训体育”课程，这和他在私下的想法有很大的落差。他在1933年8月23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如今大学有了新章程，按照‘元首制’原则，校长由部里委任，各院院长则由校长委任，不再有选举。如果教员没有变动，他们也只起咨询作用，不再经由他们表决通过(学校)决定。早先的‘学者共和’已经完了”。
雅斯贝尔斯对自己的“犹太人家属”成分非常敏感。《几点想法》本来是想要交给海德格尔的。雅斯贝尔斯在一则附言中写道，“我知道自己凡事都应该叫我做，我才去做。我不是党员，又娶有犹太妻子，我是一个被容忍但不被信任的人”。据此看来，雅斯贝尔斯写《几点想法》原本也可能是一种“积极投入教改”的表现。当时他对海德格尔还抱有信任和幻想，如他后来所说，“我当时对海德格尔估计错了，他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纳粹政治)。我并没有跟他说选错了路”。
1937年底，纳粹政府完成了所有与犹太人有婚姻关系的德国公务员的“退休”处理。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有二十年教龄的雅斯贝尔斯在当年9月底即已被迫退休。接到退休通知以后，雅斯贝尔斯想争取比强制退休好一点的待遇。他想要争取因病自动离职，“这样不仅可以比较体面地离校，保有退休薪奉，而且还不致于让格特露德为连累丈夫觉得过分内疚不安”。雅斯贝尔斯的要求没有被批准，在他的现实生存世界里，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实际地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
一直到1941年，雅斯贝尔斯夫妇靠着施米特纳(Paul Schmittenner，海德堡大学的亲纳粹哲学教授)的暗中帮助，也借助雅斯贝尔斯自己的国际声誉，生存还不至于有大的危险。在这之后，形势对雅斯贝尔斯夫妇越来越不利。1944年8月后，由于纳粹当局对雅斯贝尔斯夫妇的不断调查，至少有三次格特露德不得不秘密地躲藏起来。1945年3月2日施米特纳再次帮助格特露德避免被遣送到集中营去，但是最后被遣送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就在雅斯贝尔斯最后决定逃离德国的时候，盟军解放了海德堡。雅斯贝尔斯在1941年4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极端恐怖中生活了十二年以后”，知道纳粹“交出了所有的权力，简直就像是一个童话”。
形而上罪感和永不设限的人际交流
1945年3月30日盟军解放了海德堡。希特勒的纳粹大牢之门从外面打开了。雅斯贝尔斯在《德国罪感问题》中写道，“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一座监牢。(德国人)让自己被关入这座监牢，犯有政治罪过。牢门一旦关闭，从内部打破监牢便不再可能”。1946年，雅斯贝尔斯讨论每个德国人对纳粹极权都必须分别承担的罪过，不是要责备普通德国人在牢门关闭以后再不能破门而出，而是要同他们一起追问，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再也无法破门而出的地步？
雅斯贝尔斯知道，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自己也必须为德国的纳粹世界分担他的一份责任和罪感。雅斯贝尔斯一方面坚持所有德国人都必须对纳粹的极权罪恶负有罪感，一方面则仔细区分了不同人应当担负的四种不同性质的罪感(刑法、政治、道德和形而上罪感)。这是他在脱离纳粹极权牢笼之后第一次对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这个参与的直接意义与其说是人类世界的，还不如说是德国的，然而它的人类世界意义恰恰包含在它的德国意义之中。
在讨论“德国罪过”的时候，雅斯贝尔斯的重点是纳粹罪恶对德国生活品质和德国文化的背叛，而不是对非德国人的屠杀。厘清德国罪过是为了战后的德国可以在一个普世性的、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得以重生。因此，形而上的罪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纳粹时期的德国不仅对具体的人类(犹太人、吉卜赛人、东欧人等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而且还践踏和蹂躏了人类的形而上的本质。德国人只有承认形而上罪过，才能重建德国的人道文化。只有重建德国的人道文化，德国的政治、社会才能重新恢复元气。形而上罪感要求“我们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做德国人，而是要以我们还没有，但应该是的样子做德国人”。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德国人一定能够认识自己的形而上罪过，那是因为德国传统中就有人之为人的文化资源。这一资源在纳粹时期遭到了空前的践踏和破坏。战后德国的新生依赖的不是外来文化，德国悔罪的道德尺度也不是外来的。德国重生的希望本来就包含在德国人自己传统之中，因为德国人本来就具有和全人类联为一体的形而上本质。一个人的形而上的罪感，考检的是他是否真正具有人类共同存在意识。雅斯贝尔斯把形而上罪感与道德罪感作了区分。有道德罪感，是因为自己原本可以帮助别人，但却袖手旁观，“道德常常受世俗目的影响。如果我做一件事会有结果，那么我就有道德责任冒生命危险去做这件事。但如果做了也于事无补，那么我就没有道德责任去牺牲性命。从道德上说，我们应当勇敢行事，但却没有白白送死的义务”。形而上罪感起于“不能与人类保持绝对的团结……它不只是我谨慎地冒生命危险去阻止某事发生……当别人被杀害而我却活下来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声音告诉我:我因侥幸活着而有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