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世界公民和理性破碎的世界
作者：徐 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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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是二十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哲学回忆》中给自己提出了两个任务，第一是厘清政治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第二是从世界公民的视点来看待自己和政治思想的关系。雅斯贝尔斯还提出了非精英哲学的想法：“我的目标是做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是人就能理解，不是少数(思想)贵族的玄奥游戏。”这样的哲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普通人可以由此影响政治家。哲学从道德和理性去影响政治家，是为了保证和平，不让他们把人们带向战争和残杀。普通人一起努力，才能保障世界和平，“要起有效的领导作用，靠的是真理，不能光靠哲学家、国王或超人，真理只有通过公共话语和思想争论才能显现出来。”雅斯贝尔斯强调，一国公民和世界公民并不矛盾，每个人都可以像阿伦特一样——“认同(一国的)宪法，”让她成为一国的公民；“保持内心的独立”，让她成为世界公民。
自从古希腊时代，“世界公民”和“普世主义”就联系在一起。在斯多噶学派那里，“世界城邦”(cosmoplis)和“世界公民”(cosmopolites)是同一个意思。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康德区分了国际社会权利和普世权利。国际社会权利涉及的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普世权利涉及的则是个人与国家的共存，其中个人被视为“人类普世国(jus cosmopoliticum)的公民”。“普世公民”和“普遍权利”联系在一起，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与任何他人平等的权利，也就是作为全人类的尊严个体成员的权利。
普世主义包含着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因为自己是人类一员而觉得自尊的价值观理由。当雅斯贝尔斯说要用世界公民的眼光做哲学的时候，他要倡导的正是这样的普遍人类价值。在康德那里，普世主义代表的基本价值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每个人都看成自我完整的主体，都当成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任何他人实现利己目的的手段。现代意义上的普世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共性超越国家疆界，联合全人类的不仅是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且更是他们可以不断自我完善的共同人性。“人”这个身份高于任何外加于人的局部种族、民族、政治和社会身份。“人”应该成为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出发点。人类由于存在意义上的共同在世，由于无论是善是恶都拥有共同人性而同荣同辱。怀着这样一种共体意识思想、行动和存在的个人也就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世界公民”。“世界”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人类的概念。以“人”的视角看世界，任何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都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和损害。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以“内政”为借口，拒绝外界的指责或对之袖手旁观。反思和战胜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人性灾难，不仅有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劫后重生，而且更有助于整个人类不断共同提高普遍的人性。在经历了纳粹极权的人性灾难之后，雅斯贝尔斯先是写作了针对德国问题的《德国罪过问题》(1946)和《大学的理念》(1946)两本书，与后来针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原子弹和人类的未来》(1958)这三部著作具有内在一致的普世主义关怀，都成为他以世界公民身份对人类世界作出的思想贡献。
死亡恐惧下的人性底线
雅斯贝尔斯在二战后努力不懈思考极权罪恶和世界和平，赢得了“世界公民”的美誉。他用哲学阐述了一个以普世价值为依据的人类共同世界。但是，那并不是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事实上，从1930年代开始，雅斯贝尔斯就一直生活在一个特别难以成为世界公民的时代。从1933年纳粹上台到1945年纳粹覆灭，他生活在一个以践踏人性、屠杀人类而恶名昭著的邪恶统治之下。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只是纳粹政权，而且是其它极权统治，都以割裂人的共体性为其特征，都把反对者甚至无辜者非人化对待，并予以消灭作为维持它暴力专制的根本手段。即使在纳粹覆灭之后，雅斯贝尔斯在思考世界和平的时候，仍然非常重视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极权统治，把它看成是世界冷战对立的一个原因，也把它看成是建立自由人类共同秩序的一大障碍。1969年，雅斯贝尔斯是带着这个不幸世界的重负离开人世的。
雅斯贝尔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类的普世存在，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一次大战以后，雅斯贝尔斯见证了欧洲世界霸权的终结，看到美国和苏俄的崛起，意识到一个新全球秩序的形成。阿伦特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9年的《世界景观心理》就已经展露了普世主义的思想。赛纳(Hans Saner)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16年第一次提出“世界哲学”(weltphilosophic)的说法中和未发表的尼采论稿中已经涉及了普世主义。彼尔费斯(Heiner Bielefeldth)则认为，雅斯贝尔斯在1933年前的哲学仍属于欧洲人道主义传统，尚不能称作为普世主义。这些分歧似乎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成为雅斯贝尔斯生存世界和他思想的转折点。雅斯贝尔斯自己说，他认真思考普世历史是从1937年开始的。那一年他因为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而失去了教职。战后他才知道，纳粹当局已经决定将他和他的妻子于1945年4月14日遣送到波兰的集中营。思考普世人类成为雅斯贝尔斯对纳粹亚里安优越论的生存反抗。普世主义是雅斯贝尔斯在一生中最后三十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改变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一段时期中，雅斯贝尔斯对理性也更加重视，更加强调。
在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尔斯被作为“犹太人家属”划入“异类”。随着纳粹“排犹屠犹”越来越野蛮酷烈，雅斯贝尔斯夫妇越来越直接生活在死亡的黑暗恐惧之中。纳粹统治将共同体的人割裂成敌我对立、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人群。那些“坏身份”的人(犹太人、犹太人的配偶，等等)被非人化并成为被消灭的对象。所有的人，无论身份好坏、优劣，都必须以纳粹极权强加于他们的身份去生活和对待别人。外加的身份取消了所有人最基本的“人”的身份意义。纳粹极权和一切其它极权统治一样，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想象人类共同存在的可能。极权统治要彻底地否定和践踏的是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它宣扬和实行的就是人对人的残忍，人对人的迫害和人对人的屠杀。
在纳粹统治下，雅斯贝尔斯只能在他和妻子格特露德的关系中坚守一种最低程度的人际共存。哪怕只有两个人，他至少也要在这个关系中坚守由承诺和信任缔结的人际团结和忠诚。极权统治通过否定和破坏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将人陷入彻底的孤独。彻底孤独的人才愿意无条件地向统治权力奉献他的全部的、绝对的忠诚和顺从。在极权统治下，朋友、同事、熟人，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背叛和出卖，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共同存在意识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雅斯贝尔斯坚持一种不同的活法，以“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而不是“一种人”与“另一种人”的关系来分担妻子的不幸遭遇，也就有了一种隐秘的反抗意义。
雅斯贝尔斯在1946年反思纳粹罪恶的《德国罪过问题》中谈到了有关人类共同存在意识的罪感，称之为“形而上罪感”。他写道，“在作为人类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团结，它使每个人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桩错误和非正义之事都负有一份责任，尤其是对发生在他面前或他所知晓的罪行负有一份责任。如果我不能尽我所能阻止这些罪行，那么我也负有罪感。如果他人被谋杀时，我在场却不能全力相助，那么我负有的就是一种在法律、政治和道德罪过之外的(形而上罪过)。如果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活着，那么我就会沉重地感受到自己洗刷不掉的罪感。作为人类，除非我们运气好，永远不碰到这种情形，我们迟早有一天会碰到抉择时刻:要么在没有胜利希望，也就是说没有目的意义的情况下舍生相助，要么就因为胜利无望而选择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