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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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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从来不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有研究显示，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有很深的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
张文木进而指出：历史同样表明，在拥有同等的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保留其民族特质的大国，才能赢得和较久地保持世界科技增长的中心地位。独立完整的主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国家战略产业，则是支撑国家的民族特质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是技术产权的政治保证；民族市场是孵化和实验技术，尤其是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基地；独立的研发能力是保持国家科技，尤其是战略性科技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的最基本的前提。
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是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欧美国家走的国家主宰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拉美国家走的资本主宰国家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悖论就是：通过民族国家道路崛起并成为资本中心的国家，在其资本扩张中总试图削弱资本外围国家的民族特质；而外围国家也正是通过强化其国家民族性而崛起并强力挤入资本中心。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科学技术水平赶上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赶上法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又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增长中心。而造成技术增长中心连环移位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法、德、美等国的“全面开放”，而在于其政治经济在开放中保留其民族特质。
以美国为例，十八世纪的独立战争和十九世纪的南北战争为美国争得了独立主权和统一的民族市场，为美国未来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在就职的当天，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人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1820年到1902年，美国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从40％猛增到73％，这远远高于当时其它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优势地位确立后，美国关税税率才大幅下调到44％。如果美国人没有勇气建国，继而没有勇气在反对英国的霸权中强力保护本国的民族产业，而是走今天的拉美道路，依附于英国资本，那么，二十世纪的世界科技及其利用中心的地位绝不可能降落到美国。
张文木称：科技资源的利用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来拉动。正如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科技成果虽多却只是为西方大国服务的科技“奶牛”一样，如果没有民族战略产业吸收，我们每年统计的“专利申请量”等数据，只能是一些昙花一现的果实而不是树木本身。近中期中国科学技术资源的研发和利用，按轻重缓急，将受国防、能源和生态三大领域的需求拉动。首先，国防工业属于战略产业中最核心、最具政治性而非商业性，因此也难以通过贸易完成的部分。更重要的事，台湾问题形势逼人，把我们逼到非自主和快速发展国防工业则不能有效制止“台独”的关口；同时，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存度的日益提高，又把我们逼到非提速推进军事，尤其是海军的现代化则不能保卫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的地步。其次，近些年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另一急迫问题是资源，尤其是其中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扩大的原因不在于中国能源总量不足，而在于石油、天然气等清洁高效能源的严重短缺。而国际油气资源进口上游地区，基本又为美国等西方海权大国所控制，这种控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进一步强化为经济垄断。在资源问题上西方走的是一条海军保障进口的道路，对目前海军较弱的中国而言，大概在近中期内只能走一条技术增长逐步替代能源进口增长的道路。最后，生态技术也十分关键，说到底生态技术是关于协调生命与环境关系的技术。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后果如果成为毁坏本国人民利益，尤其是本国人民的健康利益的原因，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及相关的科技发展就是失败的。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威胁亟待缓解。
（萧雨）
斯蒂格利茨推出新书
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也是顶级主流经济学家中，绝无仅有的对目下的全球化过程抱鲜明批评态度的人。他最近推出新书 《让全球化发挥作用》。
在书中，斯氏对一些习见予以质疑，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强，科学技术革新就进行得越快（尽管它可能造成一些分配上的不公平现象，而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的考虑则制约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的最优选择 —— 经济学家会这样分析）。斯氏认为这“经济观点”似是而非，在事实上在理论上都不能成立。他首先指出今天大部分重要的发明都是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进行的，而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免费给其它人使用的。没有听过哪个数学家对他的数学定理拥有专利权。科学成果总是建基于别人的（也许很大量的）成果上，如果每人在使用别人的成果之前都必须得到别人的批准，这将会使他的研究裹足不前，也许他花在来往专利局途中的时间，比花在研究室中还要多。作者接着特别分析了制药业的情况。他指出 WTO限制发展中国家廉价生产由国际药厂持有专利的药物是不合理的，这种强专利制度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还减慢了医药发明的速度。用主流经济学的术语，这既是个公平的问题，也是个效率的问题。这也不符合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这种格局不过是发达国家保护某些部门的狭隘利益的结果。从思想方面来说，这本书最新颖的地方是专门辟出了一章来讨论所谓陷进“（天然）资源的诅咒”的国家的问题。“资源的诅咒”这个说法，首先出现于Richard M. Auty 1993 年出版的一本书：“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cs: The Resource Curve Thesis”。它指出在天然资源（指石油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精英集团天然倾向于单纯依赖其资源，而不着力于发展正当的工商业，也不热心于健全法律和其它方面的制度建设。在较好的情况下，单从国民收入数字看这些国家有些甚至可以列入最发达国家行列，但一旦资源开采完毕，它就会打回原形。在较坏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中的精英集团甚至不惜为争夺资源而内战，分裂国家，或展开区域战争。
斯氏在其新书中指出，对于资源发达国家的不发达问题，发达国家负有难辞其咎的责任。他指出跨国的石油公司、采矿公司对落后国家政府官员的行贿、欺骗和它们之间的共谋垄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糟糕的是，这些行为一直受到发达国家的默许甚至鼓励。举例说，欧洲许多国家十年前仍然容许它们的公司的行贿活动，行贿不仅合法，而且还是可以当作正常开支来抵消税项。
1990年代中叶，在法律不健全，人民不知市场为何物时，俄罗斯把天然资源私有化，这对它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帮助，还产生了一批财阀，因而陷进了“资源的诅咒”而不能自拔。俄国的私有化是在IMF 的建议下进行的，斯氏指出IMF以至美国都要对俄国的陷落负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