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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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源的诅咒”的讨论，归根到底是落后国家在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环境能不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或落后国家能否发展成为健全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其实，197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革命指出：市场并不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言那么完善，它的健全发展必须有其它制度（法治、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等）的发展相配合。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配合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完善化成现在的样子（举例说，今天美国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对消费者作出大额的赔偿，或微软要在美国和在欧盟为它的垄断行为作出赔偿，这些都是马克思时代所不能想象的）。可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并不容许发展中国家有充分的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市场和法制。但非常吊诡的是，外国发达国家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往往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完善自己的法制的需求。俄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俄国的财阀把钱放在美国投资，得到充分的保障，比留在俄国要安全得多；相反，如果国外没有这么完善的体制，他们倒会认真想想怎样好好地发展自己的法制。
（李俊）
王小波没有说的那么牛
作家冯唐日前在《新京报》撰文，分析了王小波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存在的问题。
冯唐认为王小波作品的价值在于：
第一，有趣味。这一点非常基本的阅读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太阳公公慈祥地笑着。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动脑筋爷爷》一路，只会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不会告诉你偷看到隔壁女孩洗澡为什么会心跳加快。王小波宣布，月亮也有暗面，“破鞋”妩媚得要命。男人的智能一闪，仿佛钻石着光，春花带露，灿烂无比，诱人无比。
第二，说真话。这一点非常基本的做人作文要求，长久以来对于我们是一种奢侈。
第三，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这一点非常基本的成就文章大师的要求，长久以来已经绝少看到。文章需要寂寞，文章自古憎命达。生活在低处，生活在边缘，才能对现世若即若离，不助不忘，保持神智清醒。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回国了，他也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也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物理熵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但冯唐也认为：成于趣味，止于趣味，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学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像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像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像街道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卒读。几十年后，如果拿出小波的书给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分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青铜时代》想象力贫乏，《黑铁时代》、《白银时代》基本是垃圾。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
（王莹）
杨键：诗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
日前，诗人杨键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谈了他对自然、传统与诗歌的一些看法。
杨键谈到他“眼中最完美的诗人形象”说：清代有一位叫郑珍的诗人，母亲死后，他在她的坟边种满了梅花和竹子，以后干脆把家搬到了母亲的坟边，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完美的诗人的形象了。郑珍在后半生写了无数回忆他母亲的诗歌。中国诗歌不同于西方，高过西方的也就在此了，就是一个人情味。郑珍的桃花源就是他母亲的坟。
通过郑珍我后来才悟到我母亲的疾病是我的桃花源。有一天晒太阳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还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媒人，要给她介绍一个婆家，我母亲通过这媒人的手指看见我父亲正在插秧，那时我父亲将近二十岁。我母亲说，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她的意思是：时光真的存在吗？
人生最难舍弃的还不是物质，而是男女之情，妒忌和愤恨之心，还有生死之关。物质的贫瘠，仅对于今日的中国人而言是大事，对于昔日的中国人算不得什么，一无所有，反而让他们有了庄严和神圣，使得文明在他们的手中得到顺利的传承。
杨键说到自然、乡村，他说：乡村实际上就是自然，那里有山也有水，中国人的天堂实际就是自然，就是山水。在中国，自然是高于一切的存在。我们母语的生成方式起源于它，我们的文学、绘画、音乐，连政治也起源于自然的无私，而非人欲。所以天子才会祭祀天地，政治才会连绵千古，而今日工业与科技，虽也生发于自然，但它竟是自然之逆子，这逆子大行其道，给多少山川河流穿上丧服。这一切，若没有重返自然的大思想的出现，那就只能靠天启了，而天启虽频频出现，如近年天气之恶化，而人皆不识。道法自然，在今日之中国，是最难的了。
杨键说到传统，他说：我舅舅是个农民，他连村里的大队长都不认识，他说我只是个种地人，又不做什么坏事，认识他们又有何用？我看我舅舅就像看最早的隐士许由一样，这就是传统，它并不含有什么创新的因素在其中，它只是一种复苏，一种再生而已。
传统并非一个死物，它对我们的期待永恒常在，对我们的谴责也同样如此。这在《道德经》十七章里讲得很清楚：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理想与非理想国家在此四句中表露无遗，此四句展开了就是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传统从来就是微言大义的，它对精神和物质世界的简约、透彻的认识，我们今天用几十本书也无法说清。在他们，只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如此冗长而又不能将事情的原委说清楚？
传统之心永远等候在那里，在这一方面，孔子是一个典范，中国极重传统，应当自孔子开始，但对于我们这一代，却是近在咫尺远于天涯。我们的传统里最难解的是“道”字与“德”字，二十世纪毁的也是这两个字。
杨键也谈到自己的诗歌，他说：我的徐缓和平衡均来自于我对落日的长年观察。那种枯草上的落日之光，我太熟悉了，我亲眼看见江水冲上江岸时，老牛眨巴着眼睛看着江水的中国神情。我的徐缓和平衡得益于这神情，也得益于中国数千年不变如今却已经摇摇欲坠的农业制度。如果说昨天我找到过落日的形象，今天我则更喜欢一个剑客的敏捷，那就是陶渊明为我所呈现的缓慢之言与剑客的迅捷之声融为一体，这是我今天的信仰。
杨键最后说：诗只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如果我是木匠，我会感谢鲁班，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人都应当有从其中认识自我的能力，说白了，诗人同一个木匠并无差别，因为智慧存在于每一个行业里。
（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