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环球笔记５则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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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应当强调社会政策
学者王绍光日前在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推出社会政策的意义，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才会凸显出来。再过五十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往这边走还是往那边走。
王绍光称：从改革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并没有兼顾公平。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已上升到0.45的高度。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已达到严重不平等的地步。
从只有经济政策到开始社会政策，这个起始点在1999年左右。1999年西部大开发，大量转移支付给西部。再一个是社会保障，为下岗工人提供一个不会饿肚子的保障。社会政策真正的转折点在2002—2003年。2002年以前城市低保的人很少。五千多万人下岗了，很多人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形成一个新的贫困群体。2002年中央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给地方下指示，要求做到应保尽保，每个人都有碗饭吃。2002年年末，低保人口达到2200万人。现在还在这个数字，估计大概就这么多人，但是整个低保的开支大幅上升，低保的水平提高了。有些地方还有医疗救助。所以，转折不是一步到位的，过去几年社会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推。我估计到2010年可以看到一个雏形，出现一种以社会救助为主、以社会保障为目标的新型社会政策体系。这个事情一旦开始做起来，有一种不可逆转的性质在里边。其它国家都是这样，一旦开始社会政策，就很难倒退。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都说要砍掉社会福利项目，但真正砍一个试试，砍不了的。看看英、美两国的数据，这点是很清楚的，可以不再往前走，但想退回去，政治上的可能性非常小。
说到实现社会公正的两个问题即收入分配和国民待遇时，王绍光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通过一次分配解决问题，要靠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要靠产业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比如“文革”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靠一次分配，国家建立统一的工资标准，大家都比较平等。产业结构也可以导致一次分配不一样，比如日本、韩国和台湾，收入分配一直比较平均，尤其是在1960—1980年代，比美国平均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是大量的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们充分就业就不存在很大的失业群体，这使得一次分配比较均衡。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的寡头型集团企业一出现，收入差距就非常之大。有相当多的人失业，一次分配就会很不公平。还有公司治理结构，公司内部的安排。比如日本TOYOTA这种大汽车公司跟美国汽车公司比，美国公司老总跟工人工资的差别可能是几百倍，日本差十几倍，欧洲一些国家也差十几倍。
生产资料所有制、产业结构、公司治理结构这三样东西都可能影响一次分配的结果。中国采用哪一个？最好三管齐下：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公有制，公有制下就不能允许垄断行业自己内部瓜分垄断利润。垄断利润是全民财产，应该进行社会分红。第二可以大力促进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要过分强调高科技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可以加大就业率，使收入差距比较小。最后一个就是修改《公司法》，使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不要那么大。现在企业改制大部分学美国1990年代时出现的分配方式，什么option（股票期权），管理层工资提得很高。欧洲一些国家收入差距要小得多。世界著名玩具公司丹麦的乐高（Lego）集团是个很大的公司，它的前老总Mads Ovlisen，税后收入是11.5万欧元，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只有几倍。而在美国，大公司老总与工人的收入差距在1980年已达到42倍，2000年升至525倍，2006年仍达411倍。这个跟社会意识形态、跟整个社会接受的核心价值观有关系。乐高老总在与《福布斯》老总辩论美式资本主义时说，我这些钱足够了。德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里必须有工会代表；工会可以制约董事和经理工资过高。美国是另外一种价值体系，所以美国公司老总和工人工资的差距很大。
现在我们讲收入分配大量强调的是二次分配，这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二次分配也比较麻烦，代价比较大。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有人去收，有人去发，还要有人监督。与其那样的话，不如双管齐下，一方面解决一次分配的问题，一方面解决二次分配的问题。解决一次分配问题的时候又是几管齐下，这样使得社会差距比较小一些。
关于待遇问题，王绍光指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些建议设限（即提高城市“准入门槛”）的人有一种担忧，就是出现印度、拉美城市那种大量的贫民窟。不光是不好看，而且确实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对整个经济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是有很多研究的。但是设限的方法是用堵的方法，而没有采取疏导的方法。疏导的方法之一是改善农村的生活境遇，使不需要流出来的人就不出来，这样减少城市压力。如果农村政策比较好的话，很多人就不一定要到城里来。最近几年农村政策调整了，有些地方出现回流的现象。农民回去，要求重新分地，又重视农业了。这是第一步，把一部分人拉回去。
如果农村留不住，农民必须进城的话，还是得因势利导。这需要国家有更强的调控能力，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都可能要发生变化。比如说，是都流到大城市？还是更多地流到中小城市？欧洲有的国家就有这样的争论：是你把工作带到老百姓那儿去？还是把老百姓带到工作这儿来？这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是把人带到工作这来，可以在大城市里开辟新的产业，形成Mega－city，非常大的城市。但城市是有规模效应的，超过一定规模后，人均城市扩大的边际成本只会增加不会缩小。如果把人带到工作这来的政策不好，可以把工作带到人那里去。农村人集中到大城市来，是因为在中、小城市找不到工作，如果产业政策是在小城市创造就业机会，离农村人比较近的地方，会出现一个不同的城市化的概念。这也是一个疏导的办法。这是第二步，把人疏导到不同的地方去。
第三步是他们来到城市了怎么办？各个城市都有控制小贩的策略，又是一个堵的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以前小贩就在马路两边卖东西，确实造成很多问题，现在很多城市设立标准型的摊点，这样的好处是方便税收，市容也比较整洁。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很难。上海说要恢复街头的摊点，并不意味着它要放开，随便让人摆摊，它会有一个规划，哪里可以哪里不可以。这方面可以跟香港学。香港小商小贩就人口密度来说相当庞大，但管理得井井有条。国内很多政府人员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堵。小商小贩比较难管，用堵的办法不需要去想，不需要创造性，疏导就需要费心思，做细致的工作。
（玛雅）
技术进步要贯彻国家意志
学者张文木日前撰文，认为科技是近现代国家间竞争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技术问题的本质。有人不同意这种将技术问题与国家间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观点，认为技术问题本质上是财富增长问题，但历史的逻辑是：国家强盛的主要动力并不是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技术和财富在国家政治中的有效运用。
张文木分析说：古代中国不仅是当时世界财富而且是世界技术增长中心，且不说对世界进步发生重大影响的“四大发明”原创于中国，即使是在科学理论上，中国也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时候中国的财富是非常丰裕的，中国的工匠技艺也巧夺天工。但那时富裕的中国人讲究的是养生和“玩”消费：玩鸟、赏古玩、店内写“莫谈国事”，当时中国所缺的就是国家意志。这些并未保证中国财富和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这些财富和技术能力随西方暴力侵入而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