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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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教育不但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反而成为他们不堪承受的重担。这首先是经济的重负，即所谓“不上学等着穷，上了学立刻穷”。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明显的因教致贫、因教返贫的现象”，“甘肃省2004年抽样调查显示，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农户，占返贫总数50％”（孙立平《大学生生源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小了》）。同时，如上文所说，中国的“毕业即失业”的教育与社会危机事实上是转嫁到了农民（还有城市平民）身上，沦为乡村和城镇流民的农家子女，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负担，更是不堪承受的精神重负。前述凶杀案或许是一个极端，但其所内含的城市取向的教育和失业带来的“农家灾难”却具有典型性，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
而乡村文化的衰败，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而且我发现这些学者有不少出身于农村，他们有着自己的乡村记忆，和对现实乡村的直接观察和体验，因此，他们的忧虑就特别值得注意。这样的忧虑主要有三个层面。
首先提到的是“故乡的传统生活方式，也是我的童年生活，正在消亡与崩溃”（陈壁生《我的故乡在渐渐沦落》）。这里既有传统的以民间节日、宗教仪式、戏曲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生活的淡出，空洞化（《我的故乡在渐渐沦落》）；也包括曾经相当活跃的，与集体生产相伴随的农村公共生活形式（如夜校、识字班、电影放映队、青年演出队）的瓦解（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更有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劳作和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为特点的农村日常生活形态解体的征兆和趋向：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社会安全感的丧失：“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人们经常提到的“赌博、买码、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于是，就有了更深层面的焦虑：“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早已解体，法律根本难以进入村民日常生活，新的合理的价值秩序又远没有建立，剩下的就只能是金钱与利益。”（《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论者所说，“农民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完全趋于利益化，钱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宰性的意识形态，它对生活以及人生意义的设定已经主宰了许多农民尤其是农村里的年轻人的头脑”（《精神生活的贫困》），由此带来的问题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于是就有了“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这一根本性的忧虑。
而“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乡间已经逐渐地不再像逝去的时代那样，成为人们童年的乐土”。如今的乡村少年他们生活在乡村，却根本上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合力，归依感，那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而城市文化更对他们十分遥远，这样，他们“生命存在的根基”就发生了动摇，成了“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乡村文化的危机和乡村教育的危机，就是这样相互纠结着。
这一切，自然对那些曾经感悟，至今仍依恋乡村文化的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冲击力。一位作者说：“我已经无家可归”，“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乡成了异客”（《我的故乡在渐渐沦落》）。——这样，无论在乡村少年身上，还是在农民工那里，以及这些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这里，我们都发现了“失根”的危机：这是发人深省的。
而我们的思考和追问还要深入一步：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底线”的突破，“活着的理由”又成了问题
最近，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同舟共济》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社会生活的底线”问题。如孙立平先生所分析，所谓“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正式或非正式的基础制度混合而成的，这样的基础秩序是相当稳定的，甚至常常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它平时默默地存在，以至人们往往忽略了它，甚至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中，政权更替了，制度变迁了，这种基础的秩序依然如故。比如‘不许杀人’的道德律令，体现诚信的信任结构等，在社会变革的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在始终以农业社会为主体和基础的中国，乡村文化，它所内含的民间伦理、价值观念、生活逻辑、基本规则、规范，所建立的基础秩序，实际上就是这样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载体。因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乡村文化的衰落，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严重性，它意味着孙立平先生所说的“社会生活的底线的频频失守”，“社会生存的基础正在面临威胁”（《这个社会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于是，就产生了我的问题和恐惧：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能够成为“落难者”的庇护所和家乡吗？不能了，因为“善待落难者”这样的民间伦理已经荡然无存，人和人的关系早已利益化了。是的，我在正月初一写的文章里，还在说：“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而现在，我又必须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这样的民间日常生活伦理、逻辑正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根本性存在危机：这个社会出了大问题了！
我又想起了《巧家有个发拉村》的作者向我们提示的历史教训和警告：“只要问到发拉村何以会如此穷困，群众都不假思索：‘1958年大炼钢铁造成的。’”这就是说，大炼钢铁破坏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破坏了生态平衡，毁灭性的自然破坏，使农民“丧失了生存的（物质）基础”，“代价是触目惊心的，如今的四代人已经殃及，以后还要殃及多少代，就说不清了”。而今天，这样的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还在继续，而我们又开始了文化的破坏，而且是基础性的文化的破坏，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瓦解，以至于在体制统治的严密性达于极致的时代仍保持相对稳定的民间日常生活伦理都发生了动摇，这样的破坏，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那么，它将要殃及的，会是多少代人呢？真是“说不清了”。
想起“父母造孽，子孙遭殃”这句俗话，我真不寒而栗：面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乡村民间文化、教育的破坏，社会生活底线的突破，是不能不有一种罪恶感和负疚感的。
而当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一旦瓦解，人“活着的理由”就成了问题。这就说到了这些年日趋严重，却未能引起深入思考的“自杀”问题。刘健芝女士在收入本书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自杀的人群里面，几乎农民都是排第一或第二位”的问题，据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我们这里经常听到的，还有青年学生（特别是大、中学生、研究生，其中有不少是农家子弟）的自杀。其中有一个报道，特别让我感到震惊：一个研究生，在自杀之前，曾列表说明“活下去”的理由和“不活”的理由，结果前者的理由不敌后者，于是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文提到鲁迅说的三个层次的“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活着，为爱我者活着，为敌人活着，在日常生活伦理、逻辑被颠覆以后，确实都成了问题。当人仅仅为“钱”活着，缺少精神的支撑的时候，就随时会因为生活遇到挫折，物质欲望不能满足而失去活着的动力。而亲情关系淡漠，功利化，家庭情感功能退化，当孩子感受不到，或不能强烈地感受到父母、亲人的爱时，也必然导致“为爱我者活着”的动力的丧失。因此，我读到以下一组调查数据时，确有毛骨悚然之感：在留守儿童中，“38.4％的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20％的认为与父母在一起的感觉很平常，7.4％的甚至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湖南农村留守型家庭亲子关系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影响》），连和父母都“形同陌路”，真不敢想象这些孩子将来的人生之路将会怎么走。这岂只是农村儿童的遭遇，在城市里，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不是把亲情关系绝对功利化，而导致一个又一个的“杀母弑子”的家庭悲剧吗？今天，逼着人死的“敌人”大概不会很多；但因为生存的基本条件匮缺或被剥夺而走上绝路的，却时有发生，这在农民的自杀中，大概要占相当的比例。更致命的是人与人关系的淡漠，当人觉得个人生死和他人、社会无关，自己的生命毫无价值，甚至没有人需要自己活着时，也会丧失“活着”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