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作者：钱理群
字体： 【大 中 小】
今天青少年的轻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童年是被剥夺了的：当乡村生活不再成为乡村少年的“乐土”，当城市的儿童几乎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里，他们早已失去了“童年的欢乐”，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人生的欢乐，而且以后也很难享受生命的乐趣，这也就很容易导致活着的动力不足。
事实就是这样的严峻：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都在有意无意地剥夺青少年“活着”的理由，生命的意义和欢乐。而对一个民族来说，自己的后代子孙，能否有意义地、快乐地、健康地活着，可绝不是小问题。
讨论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懂得，所谓“乡村文化”和“乡村教育”，绝不只是“乡村”的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只是在“乡村”的范围内，来讨论乡村文化、教育，以及其它乡村问题，其实是说不清，也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视野，一个新的眼光和立场——
如何看待“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及其相互关系
这也正是《乡村教育的问题和出路》一书的一位作者所要强调的：“所谓的价值重建，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农村社会内部，而必须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重建。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也不应该停留、限制在农村社会当中，而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同时展开，如果我们不把城市和乡村关联起来，仅仅是在农村社会内部寻求局部性的解决，那么，这样的努力就是根本无效的”，“农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村社会内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倪伟《精神生活的贫困》）。今年年初，我到台湾参加了一个“城流乡动”学术讨论会，亲历了一场争论。在第一天的会议上我做了一个关于“大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的发言，当即遭到了质疑。论者认为，在台湾，农业人口只占5％，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再谈“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驱动。我在回应时只谈到了大陆不可能走单一的“农村城市化”的道路，而必须同时进行“新农村建设”，但对台湾的农村问题，因不了解情况而回避了。但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却听到了台湾学者的另一种意见。论者并不否认台湾农业与农村文化衰败的现实，提出的问题却是：这样的衰败，真的是“历史的必然”，真的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吗？进一步的追问是：“农业”、“农村”对台湾发展，以至人类发展的意义何在？后来，我在他们办的刊物上又看到了更明确的表达：“农业是台湾宝贵的产业”，因此，要“从农业出发，开创台湾新的绿色农业；从农村出发，开创台湾有机新的社会未来”。“谈农业，必须要与其它产业连在一起想。谈农村，也需要连着城市来讨论”，“农村，要种植干净的食物，重新建立新的社区，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从而建立一个有机的新社会”（罗婉祯《台湾农村愿景会议参与记》，载《青芽儿》20期）。而且还有关于农业、农村和文化保存的关系的讨论：传统文化“都是在农村的环境下发展而成”，“德国人如果丧失了农村，他们就读不懂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的诗”，因此，“台湾的小孩读不懂李白的诗”是必然的。“文化不只是几个孤立的建筑或物件，而是包括了酝酿出它们的自然环境背景与更整体性的历史空间”，要真正了解传统文化，就必须接触农村。结论是：一个不要农业的政府，不保留农业的人，“没有资格谈文化保存”（彭明辉《古籍、生态与“文化资产”》，《春芽儿》16期）。我尤感兴趣的是，作为“过来人”，台湾学者对大陆农村发展趋向的观察和质疑：“农民羡慕市民，或因后者有诸多的社会福利保障，有较佳的公共服务设施。这无可厚非，或本应如此。但我好奇的是：农村的现代化，一定就是都市化？而都市化，一定就得是：把原本的农舍、农村全部铲平？”“农村的发展，仅能是这样？或是在城、乡之间，仍有一定的分工和提携？让整个社会发展，在更多样下稳健地向前？台湾或第三世界国度，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不也正是城乡发展失衡，农业持续在‘失血’的情况。这方面的经验能否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参照？不要再重蹈覆辙。否则，将来遭殃或受害的，还是农村和农民”（舒诗伟《投入农村的年轻人》，《春芽儿》20期）。
在我看来，论争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对待“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和“工业文明”（“城市文化”），以及它们二者的关系？这也是收入本书的好几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以农村文明的衰落作为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代价的主张，其背后是有着三个理论观念的支撑的：其一，是“农村”与“城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二元对立，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其二，就是论者所说的“文明进化论”：“采集文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一个直线的进化运动，后者比前者具有绝对的优越性、进步性：其三，这是一个取代以至消灭一个的过程，后一种所谓“体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通过前一种“已经落伍于时代”的文明的“毁灭”，才能取得自己的“历史性胜利”。如论者所说，“似乎就是人类文明每一次进步都要抛弃已经取得的所有成果，人们总是站在今天嘲笑过去，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沾沾自喜”（石中英《失重的农村文明与农村教育》）。应该看到，正是这三个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我们对文明问题，农村、城市问题的认识，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化想象，以及社会发展的设计、规划、行动，以至造成了许多今天我们越来越看清楚的“文明病”。因此，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必须对这些几乎不容置疑的前提性观念，提出质疑。
不错，在质疑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当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的弊端时，又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农业文明、乡村文化理想化，形成了论者所说的“逆向乌托邦陷阱”（康晓光《“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看起来，这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一个极端，但其内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却是相通的。其实，这样的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间来回摆动，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中的一个很值得认真总结的现象，但似乎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不要忘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是曾经相当盛行，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而相应的极端实验是曾经造成灾难的。但我们在纠正和放弃“农业社会主义”道路时，又摆到了根本否定农业文明、乡村文化，将工业文明、城市文化绝对化的另一端，以未加反省的“城市化”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形成了“城市取向”的思想、文化、教育路线，并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相应的实践已经弊病丛生，我们在上文所揭示的许多灾难性的问题都是有力的证明。而我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过去的“农业社会主义”，还是今天的“城市取向”，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都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实在是“多灾多难”。
因此，我们要真正走出在“钟摆”中不断损害农民利益的怪圈，就要如一位作者所说，必须根本改变“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跳出“现代化/反现代化”（它内含着“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乡村文化”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思维模式（《“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态度和立场，来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文明形态，首先要确认：它们都是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过程中生长起来的”，都是“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当中所创造与憧憬的理想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形式”，因而都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都积淀了某种“普适性”的价值（如农业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强调，工业文明对科学、民主、法制的强调，等等）。但同时，又各自存在着自己的缺憾和问题，形成某种限度，也就为另一种文明的存在提供了依据。也就是说，各种文明形态，既是各不相同，存在矛盾、冲突，相互制约，又是相互依存和补充的。由此形成“文明的多样性”和文明的“生态平衡”（石中英《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