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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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
问题正是这样：“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康晓光先生说得很好：“我们在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必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我们必须坚持理想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继承者，我们自然要超越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两种文明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都要有所吸取，同时对其各自的缺憾有所警戒。这样就能够在两种文明，两种文化，城乡之间寻找互补与平衡，做到前引台湾朋友文章中所说的“多样下的稳健”发展。
收入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在我看来，都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对这样的“互补与平衡”，这样的“多样下的稳健发展”道路的探讨。如贺雪峰先生所提出的“低消费（可以说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建设”，以及在提高“城镇化率”的同时，进行“新农村建设”，保留城乡二元结构，但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沟通、补充，农村成为“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农民（以及市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设计（《新农村建设和中国道路》），尽管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但它确实跳出了既有的思维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当然，同时我们又必须有现实感：毫无缺憾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互补”、“平衡”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和探索。但就已有的实践看，这样的“互补”与“平衡”又是可以实现的。刘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所介绍的印度的“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就很有说服力：他们一方面充分吸取了工业文明的科学精神，“以科技作为手段来帮助农村提高生产，改善生活”，又对工业文明所容易导致的“人的自大”的“科学主义”持清醒的批判态度，把科学发展中的“生态问题”放在突出的地位，这背后就有农业文明所强调的人和自然的和谐的理念。对“消费”问题也同样如此，在强调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以充分满足农民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同时，又提出“消费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我们的贪婪”，避免走向“消费主义”的极端（《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这样的“另类经验”，显示的是“另类思路”，也就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另类经验是产生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的，如刘健芝女士所强调：“在纷乱的形势下，还是有一些东西保留着，就是在百姓中间，在庶民中间，在农民中间，在原住民中间，还零星地存在一些痕迹，还坚持创造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乡村社会，把农民看作是一个需要救济、改造的对象，看作是一个包袱，而要看到那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资源，一个提供新的想象力的创造源泉，是一个创造新的存在、新的可能性的广阔天地。因此，“乡村建设是关乎所有人的，不简单只是一个农民问题”（《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当然，我们也不可把它绝对化、唯一化。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
现在我们可以把讨论回到“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上来。
首先是我们需要怎样的“重建”？如前文所阐述，“重建”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乡村文化的衰败和乡村教育中乡村文化资源的失落。因此，谈“重建”自然首先是一个“重建乡村文化的尊严”的问题，要重新确认乡村文化在整个社会、民族文化中的价值和地位，重新确认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教育和整个国家教育的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而把文化重建和教育重建联系起来，也包含着从乡村教育入手，强化其对乡村文化的“庇护和培育”功能的设想（刘铁芳《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如石中英先生所说，引导农民和他们的后代“正确理解他们所生产、所传承、所享受、所创造的文明”，并作为基本的精神资源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应该是农村教育的基本任务（《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在我看来，这背后更有一个以和大地血肉相连的乡村作为“精神家园”的深刻内涵：而为年轻一代营造这样的精神家园，培育这样的生命存在之“根”，正是乡村教育带有根本性的功能。
同时提出的是“文化下乡”的问题，即将更广阔的外部文化资源引入乡村文化生活，并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以拓展和丰富乡村文化的内涵（《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在我看来，本土文化资源的发掘、培育，和外部文化资源的引入、培育，应该构成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基本内容和任务，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石中英先生说得很好：“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总是说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但是人和社会都是统一在巨大的文明体下面的，教育应该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一种文明观的教育。”问题是：“我们究竟要帮助青少年树立起一个什么样的文明观”，“是文明的多样性呢，还是单一文明论？”这是直接关系着下一代的精神成长和发展的。因此，我也非常赞同石中英先生的主张：乡村教育不能只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用石先生的说法，就是局限于“离农、为农”教育，以帮助学生“走出农村”或帮助他“在农村更好生存”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文明观、世界观的培育，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失重的农村文明和农村教育》）：这才是乡村教育的根本，也是我们反复强调乡村文化教育的意义所在。
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其实是隐含着对我们在讨论乡村文化、教育，以至乡村建设、三农问题时，很容易陷入的“精英立场”的一种警戒的。刘健芝女士在她的文章里，提出要“反思我们的整套思路”，这是抓住了要害的。如果我们把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以至整个乡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看作是“自外于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前文所提到的将乡村和农民作为救济和改造对象的陷阱。应该警惕的是，这样的“乡村、农民观”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如刘健芝女士所分析：“主流在谈三农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现代化里面的一个消极的、负面的问题看待，站在‘现代化’的高度，不自觉地俯视落后在后边的、被看作是无知的顺民，或是刁蛮的暴民。我们只能把农民想象成一个落后群体，简单使用二分法，就是‘现代——传统’、‘进步——落后’，然后就想用一整套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去处理问题，即使我们不是位高权重，也会想象自己在统治全国、统治世界的位置上‘救国救民’。”而如康晓光先生所说，这样的“现代化”逻辑下的农村、农民观的背后，是隐含着“强势集团的利益”的（《“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按照这样的居高临下的权势者、成功者的立场，甚至以“让农民别太穷了，或者别暴动啊”的心态，来看待和对待和三农问题，就必然将乡村建设变成一个“为民做主”的“救济”，和缓和矛盾、维护稳定的“补救”措施，这样三农问题就被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物质贫困的问题，所谓“新农村建设”也仅仅变成“盖房修路”的慈善之举。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以及未能涉及的农民权利问题，就通通被遮蔽，或者被虚化、空洞化了。更危险的是，在这样的“农村、农民观”指导下的乡村建设，不是流于形式，“雨过地皮湿”，就可能变质，形成对农民利益的新的损害。
因此，如刘健芝女士所说，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主流”农村、农民观提出“质疑”（《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明确地与之划清界限。现在提出“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试图提出既不同于权势者、成功者的“精英”立场、思路，也不同于“代言人”的所谓“平民”立场和思路的一个新的立场和思路。这有点近于鲁迅说的“连自己也烧在里面”（《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我们在本文中反复讨论的体验、感受和认识：今天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城市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在和中国的农民一起面对共同的中国问题，以及我们自己的问题，并一起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途径。在这一共同探讨中，我们又各自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作用，相互吸取，相互补充。如前文所一再强调，新的思路与实践，是必须建立在多元文明的广泛吸取基础上的，这样，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就必须向农民学习，到农村民间社会去寻求和吸取那里的丰厚、博大的农业文明、乡村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可以发挥知识、文化上的优势，帮助农民认识与培育自己的乡村文化，吸收同样广阔的城市文化和其它外来的和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
因此，我同意康晓光先生的意见：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一起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可能最有希望”（《“现代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是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当然，必须充分地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把农民简单地视为“被启蒙”的对象，也不能把知识分子看作“被改造”的对象，而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平等、合理的关系。本书的一些文章已经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如刘老石先生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乡村建设的开始》一文，就提供了一个以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和当地农村精英为主体，重建农村精神文化，开拓农村公共空间的经验：或许我们正从这里看到了实现我们的理念和理想的某种可能。因此，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的脚下。
(本文为《乡村教育的问题和出路》一书序)
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