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忧郁的达尔文（外一篇）
作者：蒋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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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烛照正一点点暗淡下去的时光里，许许多多已然淡去的记忆，在他的眼前复活。五十多年前的环球旅行，孕育了他此生最伟大的著作《物种起源》，也成为他不快的使命之起点——引导人们认识自然中隐藏的悲惨，看到它在欢悦和谐的表面下无情争夺的现实。正如他在科学笔记中写道的那样：“很难相信，可怕的但是平静的有机生物战争，正在安谧的树林里和原野中进行着。”
他曾经是一个酷爱自然的孩子，从小就有着收集矿物、生物标本的兴趣，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匆忙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当他成为剑桥大学神学院年轻的学生，他的气质里跟大自然息息相通的特征更加明朗地显现出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采集甲虫，与教授讨论植物学和地质学问题，而不是用来完成神学院的指定课程。就在他大学毕业，即将开始偏僻乡村牧师的平庸生活之际，来自英国海军贝尔格号的邀请，完全改变了他。等他结束这次长达五年之久的旅行，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不再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浪漫主义者了，南美洲腹地和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记忆，使他永远放弃了维多利亚人对自然诗意的想象。
南美洲富饶茂密的原始森林，水量丰沛的河流和滋润无比的沼泽地，看上去是阴郁甚至是充满敌意的，到处都是暴力的痕迹。海底火山爆发涌现出来的岛屿更不用说，高低不平的火山熔岩上面，布满了宛如巨蟒蜿蜒的裂缝，光秃秃的岩石顶部，成百上千只凶猛的大鸟发出魔鬼般的叫嚣，它们从来没见过一棵树，不可能像知更鸟和金丝雀一样，在枝头唱出春天的歌。
比起自然界的争斗，人类社会的倾轧来得更加无遮无拦直截了当。途经巴西的庄园，他听到奴隶在主人呼啸的鞭笞下尖叫痛哭，看到过数目惊人的木质十字架，站立于道路两边飞扬的尘埃里。在阿根廷草原，暴力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原则，强悍野蛮的高楚人用马黛茶麻醉自己，再用利刃相互残杀。
这次旅行的全部记录都充满着凶险、痛苦和鲜血，达尔文第一次开始审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曾经“丝毫不怀疑《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自传语），但他所见证的自然和人，每一个方面都与《圣经》的描述相去甚远。传说中万能而善良的造物主，倘若如此操纵和容忍生命世界的灾难和惨剧，那么他定是反复无常、残酷无情、刚愎自用和粗心大意的，根本就不关心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万物之福祉。这一切使他不能不放弃用上帝诠释万物的老套路，以背叛者的身份叙述他所能见证的事实：并非每一个物种都是被上帝单独创造出来，自然不是经过精心设计之后出现的美好产物，而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经过淘汰而逐渐进化的残酷结晶。
一种对直接竞争的恐惧，使他早早萌生了隐退的念头。达尔文的维多利亚式隐居生活理想，跟所有城市分子一样，是这样一副图景：音乐缭绕的房间里，木拌子在壁炉里熊熊燃烧，他自己正在妻子温情目光的注视下，悠闲地阅读着爱看的书。买下唐恩那座乡村小房子的时候，伦敦在达尔文眼中是一个阴森的、充满着紧张、自私和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这个社会分裂成无数个体，每个人都由自己的原则引导，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当成至高无上的目标，都把恃强凌弱当成力量强大的体现。伦敦的生活每天都在提醒他回忆南美和加拉帕戈群岛上所看到的景象，竞争性替代是自然选择的本质，谋杀和抢夺是选择中最常见的手法。
通向科学普遍规律的事实，在工业化时代初期的大多数人中间，正在演化为一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真理。他非常担心地看到，力量崇拜正在逐渐取代对上帝的崇拜，好斗、征服、粗野、无情正在成为当时人们高度赞美的文明品质，道德的疑惑和焦虑，对自然界的敬畏，都在物质争夺的暴力格斗中丧失殆尽。进化论思想正在被世俗的力量左右，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大狂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是个人能力的扩张高于其它一切价值的道德观，以及强权就是真理的人生哲学。
这形成了达尔文晚年绵绵不绝的忧郁之源。
达尔文一直努力使自己在直面骇人的进化事实的同时，把这些事实变成对道德的再保证。在后续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他似乎更想强调利他因素在群体竞争生存中的作用；更愿意证明，所有的物种间都有着内在的道德联系和外在的肉体连续性，道德感和社会本能，都是起源于低微物种的。达尔文以后的现代生物学证明，在大自然残酷的竞争中，有着互利精神的动物群体，更容易适应生存环境，也更强大。人类从动物中脱颖而出的原因，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比其它动物更长于互利与利他，并且这种本能至今还存在于人类的行为中。没有经过文化训练的幼儿，在面对物质诱惑时，较之成人会有更加明确的利他表现，已经被多方面的研究证实。这可能正是人们理解中的达尔文被忽略的一面。其实达尔文早就说过，人类在文明进化中，其道德正朝着比利己本能更高的方向演变着，并在最高阶段成为一种超越自我的怜悯和同情，与包括地球本身的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形成了血缘联系。同忧共乐的体验，能够在人类和所有其他的生命形式之间建立一种情愫，只有当人类具备了同情一切生命的能力时，他们才算真正文明化了。
文明，是达尔文理论中最高级别的褒义词。他第一次走近火地岛上的野蛮人，野蛮与文明的巨大差异曾经那样令他震惊。在关于那些愚昧到分食自己祖母的可怜人的记录中，达尔文内心对他们难以抑制的嫌恶之情已然溢于言表：丑恶的面孔涂着白色颜料，皮肤肮脏多油，头发纠结纷乱，声音刺耳难听，表情凶恶暴虐。“我不能相信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差别是这样大——大于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之间的差别”，他如此感慨说。在年轻的文明人达尔文来说，野蛮的人类业已令他侧目，更何谈对其他物种的怜惜与关怀。
很显然，当达尔文的忧郁随着年龄与日俱增，他又开始寻找心灵的回归。少年时代所崇敬的吉尔伯特·怀特，通过《塞尔澎自然史》建立的乡村自然史传统，重新成为他认知的支点。这个传统对人和自然有机统一体的直觉感受，使达尔文对专业科学界无视其他物种伙伴关系的现状率先反省。他认为这些受人轻视的关系是值得去热爱和尊重的，文明人没有必要为承认自己的血亲关系而羞愧，就像城市里某些虚荣的人急于忘掉笨拙的乡下表亲一样。在一次谈话记录中，已经可以明白看到，他多么想弥合人类与其他物种间原本在他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我们选择让推测狂妄起来，那么动物，我们处于痛苦、疾病、死亡和饥荒中的伙伴们——我们进行着最沉重劳作的奴隶，我们娱乐中的同伴——可能和我们来自共同的祖先——我们大家也许全都成了一个网中的鱼。
有人批评达尔文说，他的犹豫和矛盾，使得任何没有道德约束的人，可以随意从他的《物种起源》或《人类的由来》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观点，如同从《圣经》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观点一样。这样的评论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意味着他出尔反尔没有主见。可这恰恰是达尔文耐人寻味的地方。
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见，光荣的胜利者达尔文有足够的理由雄居于芸芸众生之上。《物种起源》发表后短短十多年间，几乎所有的著名生物学家都变成了进化论者。达尔文的差异性进化、自然选择、人类在生物界的位置等新观念，在当时不仅是科学理论，而且是重要的哲学伦理概念。他对特创论的颠覆甚至废黜了上帝，动摇了始于《圣经》的西方主流世界观。可是，达尔文并没有按照个人主义的强大逻辑，沉溺于辉煌的胜利，反而循着知识的力量——善与恶的意识——人类情感的怜悯恻隐之心的轨迹，将自己不断升华。他注视弱势生命的时候，目光变得更加柔和，内心变得更加温存和湿润，经历了物竞天择的悲惨现实的震撼之后，文明人的仁慈情感，在他的意识中一天天明朗起来。当他预感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不可抗拒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悲观情绪也随之一天天浓郁，使他痛苦并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