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忧郁的达尔文（外一篇）
作者：蒋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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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主与黑奴、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这三种被辛格并列的冲突，形式看似相同，都是以一方奴役另一方，一方剥夺另一方为特征，但参与的主体并不相同，前两种情况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后一种发生在人与非人之间。
主体不同，意味着本质不同。
在1860年代解放美国黑奴的起义中，有一个为黑人解放献身的白人约翰·布朗。当他受伤被俘接受审讯时，有人问他，“你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我要解放黑人奴隶，因为在上帝面前，他们同样是人。”可见即使在反对种族主义的先驱面前，生为人类也是平等原则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从基督教诞生到启蒙运动，无论上帝活着还是死去，人类生命高于其它物种生命的观点被普遍接受不容置疑，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进步，在于冲破了神的无限权能，更强调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人的自由意志，解放奴隶和妇女，从根本上说顺应了这个潮流。当动物成为了主体，情况就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人道主义肯定了人是宇宙中心，等于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人与动物的等级差别，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动物解放运动何以跨越人与动物的鸿沟？
也可能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矛盾与悖论中生长起来的。跟奴隶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备受冷落甚至遭遇强敌一样，彼得·辛格惊世骇俗的思想也曾招致重重非议。对立阵营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烈攻击已不待言，来自友军阵营动物权利主义的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认为《动物解放》所倡导的功利主义伦理，把改良动物的生存条件作为目标，“人道”得并不彻底。与此同时，崇尚以暴制暴的西方极端动物保护主义者，一直打着动物解放运动的幌子制造各种麻烦，这些人向政府机构邮寄炸弹包裹，在动物实验室和动物制品工厂安装炸弹，用伤害无辜人命的方法来保护动物利益，其负面影响使动物解放运动蒙羞，也在大众中导致了很深的误解。
幸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动物解放》倡导的思想和运动销声匿迹，时光的淘洗反而使其锋芒愈渐鲜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动物福利只是少数人才关心的问题，并且几乎无人认为动物的境遇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伦理话题。如今，动物的生存状态和与此相关的事件，常常成为世界各国的时政新闻，为数不少的国家都有活跃的动物福利权利组织存在。知识界讨论动物福利与动物权利问题的相关论著，从数十种上升到数千种，被称为“动物保护运动圣经”的《动物解放》，更是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于几十个国家出版，其英文版再版了近三十次。
1999年5月，《动物解放》的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面世，印数只有一万册。作者彼得·辛格在专门为这个版本撰写的前言里说，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一本书不能被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们阅读，那它也就称不上具有世界性。
又过了五年，也就是2004年5月，经过多方查找，我终于在光明日报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买到了这本在中国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的书。售货员告诉我，只剩下这一本了。
《动物解放》的阅读带给我强烈震撼，让我至今难忘。从这本书中，我第一次如此具体和广泛地了解到人类对动物的残暴，认识到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程度。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一种焦虑随之而来。一种关于自身状态和行为的焦虑，让我时不时在真心赞叹作者的真知灼见之余，陷入深深的失败感。像我这样坐在真皮沙发上，阅读一本为动物解放大声疾呼的书，本身就具有十足的讽刺意味。以深深的同情关注动物命运的同时，我能不能再也不吃猪的肉，不穿羊的皮，甚至不喝牛的奶？能不能细心照料自家的老白猫之后，对厨房里成群结队的蚂蚁也满怀友善实行大赦？能不能在为死于斗牛士剑锋下的公牛掬一把同情泪之后，再也不看电视台播放的马戏，再也不进动物园？面对人类潜意识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身体里与生俱来的生理习性，面对人类施加给动物的利用、剥夺、虐待和残杀，以及自身根深蒂固的甚至是无法超越的物种、基因、伦理、思想的局限性，我目前所能做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意义？
现在，这本半新不旧的书，已经让我划上了许多的红圈圈蓝杠杠，还有许多疑问号和惊叹号。它们代表着我在阅读中情感的跌宕起伏，思绪的曲折延伸。我也曾经一遍遍设想，如果在遥远的将来，动物解放运动果真像人类已曾经历的两次解放那样，奇迹般地实现了它的目标，哪怕是一部分目标，人们回首坎坷的来路，完全可以说，这是1975年地球上发生的最大事件。
那年，有个叫彼得·辛格的人，在他的著作《动物解放》中说，解放动物，就是再一次解放人类。
蒋子丹，作家，现供职于广州。主要著作有《左手》、《桑烟为谁升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