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人渡人”的人生
作者：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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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买进了几亩水田，在土改的时候，我们家的成分就成了中农，而不是高祖父时期的纯雇农地位。根据土改政策，只有贫农和雇农可以参加分“胜利果实”，中农就只有象征性的参与机会了。我父亲作为代表出席乡里面的分果实大会，分给一个“破茶壶”，一个“破夜壶”。我父亲说，他在散会的路上，假装摔倒，左手拿的破茶壶摔破了，右手拿的夜壶也是粉碎，农会干部亲眼目睹了他的行为，气得脸色铁青。我父亲很诚恳地解释说，确实是不小心摔了，不是故意的。
土改之后，中国产生了历史上空前多的小农业生产单位，几乎一大半农户都缺少农具，我父亲和祖父是木匠，恰好可以大显身手。一般来说，老家那边做木工活都是按天算工钱的，这个时候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特别有利于供应方，连计算工钱的方式都变成有利于木匠的“计件工资”了。我父亲说到土改后木匠的兴旺时期，他讲他和祖父一起每天都要赶夜工，但是人家请干活的还是排得满满的，每一天可以装多少具犁耙耖子，每天可以得到多少斤稻谷作为工钱，他谈到这个时期总是眉飞色舞。确实，父亲从小时候开始，甚至从高祖父开始的生存艰难，就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我父亲对于未来的信心，对于好生活的乐观，都体现在分果实大会上对于“果实”的不在乎当中。他确实没有要跟农会冲突或者藐视新政权的意思，但是他对于未来人生的乐观态度，也是他完全不想掩饰的：那一点点果实算得了什么？
合作化运动之后，农村生产单位稳定在生产队的规模上很多年，由于农具使用效率的提高，很多农具变得过剩了，甚至闲置起来了。我记得小时候就看到很多龙骨水车，被高高地挂在生产队仓库的房梁上，据说从集体化之后，全生产队常年使用的水车只要三五部就够了，多出来闲置的水车倒有七八部。第二次农具需求的暴涨，是在分田到户之后，由于集体农业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新一辈木匠已经不会做龙骨水车了，所以我的父亲又格外繁忙起来。
在生产队时代，我父亲仍然做木工，但是收入的工钱不再自己支配，而是从“主家”结算工钱，然后交到生产队财会手里，由记工员给记十分工分。因为我们家小孩多，父亲如果在家乡附近做手艺活的话，每天的工价一块二都得上交给生产队，所以我父亲总是选择去比较远的地方做。主要是在长江边上一个比较富庶的地区，那里每天的工价是一块五，这样在上交生产队之后，还能留下点。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在家，如果父亲回家来就跟过节日一样，必定有些好吃的带回来。
那个时候，农村有时候搞“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彻底的一次是1975年那一次，后来查阅柳随年等人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这一年九月邓小平贯彻“农业要整顿”的政策，派出了上百万人的工作队下乡。我们大队把所有的木匠、泥瓦匠和裁缝等手艺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求交待问题。据说这个运动在我们大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我父亲交待了每天工价高三毛钱的“老问题”，历年累加下来合计有近三百元钱需要补交给生产队，在上面派的工作队走了之后，大小队干部决定这一部分工钱也照常给记上工分，算是一个补偿措施。因为这些钱并没有变成存款，而是用于历年的生活支出了，这样，这一部分需要补交的钱就成为对生产队的负债，我们家在年底就成为“超支户”了。
在父亲和生产队的交换中间，每天工钱交上去一块二，所记十分工的分红数量，历年平均在四五毛左右，返还的比例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七个，小的时候还都不是劳动力，生产队仍然给我们每人分一份口粮。等到我们兄弟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口粮就不再扣除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工分粮”了，而是按照固定标准分给我们，每月约四十斤稻谷或者其它折算为同等数量的杂粮；柴草等家庭做饭用的燃料，通常都是按照人口平均分。我上小学的费用是每学期五毛，这是书本费，如果有多余的话，学期末的时候，老师会一分不少退还给我们。上初中的费用是每学期三块，高中每学期五块，这个费用里头就有一部分是学费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两三次生病的经历，那时大队有赤脚医生，母亲托人带一个口信过去，赤脚医生就背着药箱上门来，感冒什么的每次都要打青霉素，在屁股上作肌肉注射，每天一次，大约看一次病医生要上三次门打针，总共收费是五分钱；我记得几次生病医生都用青霉素，注射的时候又疼又酸胀，滋味很不好受，长大之后姐姐们转述我打针时对医生的态度很不好，见了医生就打甚至破口大骂，但是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了。由于有这些福利措施，父亲似乎没有明显地表露出来对生产队的不满，我的记忆里面没有父亲说过吃亏的话。父亲还很注意主动为生产队做点贡献，那个时候燃料还比较缺，我父亲做手艺活的地方有一项主要的副业是烧窑，要用到煤，他们要在长江南岸的小煤矿买煤，我记得父亲曾经好几年都不怕麻烦，来回奔走几十里地，两头联系，帮助生产队买些煤回来，生产队再分给大家。
在生产队里头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时代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很多的自由，没有很多的货币收入，似乎需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很多，生活也还过得下去。至少我母亲在讲述祖父、父亲的生存状况时，我是有那种遥远和不可触摸的明确感觉。在我的印象里面，很难想象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也想象不出来有没有田地对个人生活有什么影响。我最重要的经验是：小伙伴们之间的穿和吃的差别，说不上有多么显著。从前靠个人和家庭支撑个人生存和未来的比重似乎在下降，干部或者政府对于个人安排的影响大大增加了，我家里的生活似乎有一半是父亲在撑着，另外一半是生产队在集体地支撑着。“人渡人”的主体，有了新的构成。
父亲识字有限，小时候读过《三字经》之类的，到晚年还能背诵，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他们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非常稳定，几乎不受外界风向变动的影响。母亲虽然是个富农的女儿，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她兄弟姊妹五人中间，外祖父只让二舅一个人上了学，解放后在外县工作。母亲对于新中国看法的明确改变，似乎只有两个重大因素起作用，一个是她常说“现在天下太平，又不用跑反，又没有土匪”。在1970年代的中晚期的时候，她也明显地对未来乐观起来，认为我们的未来生活会比他们那一代人好得多，她不只一次对我说过：“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齐天，现在又不发大水，又不怕天旱。”那个时候，老家的田地开始受益于白莲河水库，每年春耕和双抢季节，渠道水都准时过来。新社会新国家的宣传，对于他们的影响，照我看十分有限，母亲对于毛泽东的看法，明显是按照乡下“说书人”对古代“盛世明君”的模式来理解的。母亲观察社会人生的参照系，明显与我们家几代人的生存经验一致：国家的安定和生存资料生产条件的稳定，这是她最看重的内容，都来自于身边的变化和她本人对变化的理解。后来我只要读到什么人说大跃进时期“农民头脑发热”的文章，就在心里给予无比的鄙视。知识分子有阅读能力甚至有跟风的风气，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利益实现方式，农民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他们有着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的利益实现方式和看问题的方法。
我家里还没有还清对生产队的“超支”，就很快分田了，父亲照例不在家，我作为代表去参与分田的抓阄。我们生产队是丘陵地带，田块一般不大，基本上不需要在现有田块中间进行分割，只有几块比较大的水田，先行协商由几个人口大户自愿报名，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就是一个大户，所以可以参与先协商。因为我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很少，不算具有完全公民权，说话的效力较低；二来我对于田块不太熟悉，对其中的“潜在利益”判断不清楚，所以态度也不坚决，开始的协商阶段我的选择就没有被采纳，我也没有坚持。最后抓阄的结果是，我们家的田块空前分散，以后干活的时候特别是双抢季节就格外不方便。因为我自己一直读书，分田后的困难和额外的劳累，都是我的姐姐和父亲他们承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