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人渡人”的人生
作者：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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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人渡人”，这是我母亲对于人生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她的首创，而是在老家一带故老相传的一种概括。这个说法把人生岁月比作是要趟过一条河流：每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后来则有责任帮助别人，大家相互搀扶着、帮助着完成这一段旅程。这是一种过程叙事，没有意义评价，似乎只是一种冷冰冰的描述和一个贴切的比喻，没有任何高调和为伟业献身的情怀。对于人生，许多古圣先贤、名家巨匠都发表过精彩的看法，我渐渐都忘记了，只有这一句话始终回响在我的心头。我想伟人和圣贤对于人生的看法，也许格外受到特定时间和特定人群对于时势的感受，特别是表达出各种不同的对驾驭时势的热望，而我母亲转述的看法，反而是芸芸众生在亿万斯年的劳作生涯中间提炼出来的，在一个平凡年代的平常人生存状态中间，更容易得到印证。
中国已经无可逆转地走入工业化时代，这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个人主义似乎在高扬，但是个人在今天的社会中间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却比任何世代都趋于下降。我自己也是这个过程中间的一员，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我都强烈地接收到了。我越来越不明了未来的世界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父母亲的人生观是不是永远地被人们所忘却。我的父亲于十八年前离开了我们，我的母亲离去也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这个“人渡人”的看法在我的心里却格外鲜明起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原本思绪是有意识思考别的问题，结果被这个意念给打断了，强行回到这里了，于是我再次动手来写下心里的想法。
“人渡人”的人生观，也许与我们家几代人的艰难生存经验有关系，在最近的一百年中间，几乎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我们家也是这样。我家的传奇故事，在长辈的口述里，是以高祖父为起点的，据说高祖父身高力壮，人称“大晓服子”（意思就是块头很大），双手能放“千把斤力”，在陈姓大地主家里“卖功夫”，当了“大板锄”（雇工的头头）。地主家的“二板锄”只能出“七八百斤力”，心里很嫉妒他，在一次老地主出殡的时候暗害他，高祖父受了内伤呕血死去。传奇故事中间，往往掺入了故事讲述者自己的视野和眼界，不断被重复讲述的故事，会折射一代代故事讲述者自己的人生愿望，故事就这样成为集体创作的成果。我想，从一个为生存而出卖劳动力过活的人眼里，“力大无穷”显然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优越条件，对于高祖父的大块头和大力气，是否经过了长辈们的放大，我已经无法确知。
近代中国农村由于地少人多，因此土地价格贵而劳动力价格贱，地租高居不下而劳动工资很低。黄宗智教授依据华北平原的情况做出的分析是，一个农业雇工的工资是无法养活一家人的，通常情况下是不会有家的，我祖父定下的是童养媳，可能就是穷人的应对措施。我知道的情况是，高祖父死后，高祖母无法生存而“下塘”——改嫁去张家，留下祖父兄弟二人。祖父以做木匠活为生，祖母是童养媳；二祖父则靠为地主“打长年”过活，最后是在民国二十七八年的时候，投军走了，从此没有再回来过。大约是抗战期间老家接到他的死讯，说是在“湖南宛南县”留有后人。后来学习中国近代史，知道二祖父参军的大背景是日本进攻武汉的前夕，我老家那个县处在从安徽到武汉的长江边上，那时国军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沿途吸收新兵。这样看二祖父参加的肯定是国民党军队，死时可能是在湘西某地，考虑到他有能力成家还留有后人，可能已经是国军的一个下级小军官，归属于陈诚统辖的第六战区系列。但是，小时候长辈提到二祖父，则必定一口咬定“是参加了红军”，这不可能是真实的，长征之后红军就不再可能在老家附近公开招兵了，抗战期间也已经没有共产党军队在湖南了。
高祖母改嫁之后，在张家也生下另外一个男丁，在父辈的口述中间，这算是我的三祖父了。二祖父参加了国军死于战场，三祖父那时年龄小，后来在本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老百姓称为“四老爷”，后来死于刑场，为汉奸伪保长熊黄所杀。近代中华民族的艰难生存环境，明确地反应到我的祖父一辈身上，人均土地少，穷人在个体层面上获取生存资料的欠缺，并非唯一的限制；在民族总体层面的生存危机，以及面对危机的反抗，其代价十分巨大，两个方面都共同影响了我祖父那一辈兄弟们的生存机会。祖父三兄弟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是寿终正寝的，他病危时我还小，父亲引着我去他的床前探视，他故世后，我拿着青竹棍以“长房长孙”的身份，跟着很多人一起送他的灵柩上祖坟山安葬。
祖父和祖母感情不好，年轻时通常是远赴他乡做手艺，不常在家。父亲这一辈有兄弟三人，还有两位姑姑，生存非常艰难，缺衣少食是免不了的，在我听故事得来的片断记忆里，记得母亲对我说起过父亲小时候“晚饭只有一个芋头”、“一把别人给的炒黄豆”。母亲认为这样的困境主要是祖父“不顾家”，外面的收入没有全部拿回来。祖母只得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艰难的生涯，把父亲他们拉扯大，后来祖母操劳过度早早去世了，我出生时她就已经离开了人间。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中说，穷人总是费心维持一个亲友圈子，在里头取得维持生存的资源和帮助，但是穷人的亲友圈子也是很稀薄和无力的。祖母是小脚，不能下地，整日在家里纺线织布到深夜；每年秋冬天的时候，祖母就去高祖母改嫁的张家，帮助他们纺线织布，然后得点年货回来。
可能是1940年代的某一年，祖父在外头待不住了，终于不得不回来了。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年格外旱，祖父做木匠活的“市处”所在地旱情尤重，许多人生存不下去了，要联合起来“吃大户”。祖父恰好就落脚在那个大户家里，那些贫民提前通知了我的祖父，说晚上要过来，叫祖父最好是回避一下。祖父晚上就回住家收拾东西预备外出，主人家就问怎么回事，我祖父不善撒谎，就一五一十说了。大户家的主人就说，你平时住在我家里，怎么有难了就走开？这不好，要求我祖父留下，然后杀鸡打酒，祖父“驳不开面子”，晚上就拿着大棒子帮助对付贫民，晚上吃大户的人群过来之后，被我祖父连续伤了数人就退走了，大家都知道是我祖父干的，走的时候留下话来：“老田（祖父当时已经被人称为老田），我们知道是你，他们家没有这样的‘耙子手’（意即力气大、下手狠），你以后不得好死。”那个大户也知道危险，就垫付了祖父的全部工钱，连夜雇船送祖父过江，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母亲讲述到这里的时候，总是要加上评论，说祖父应该居间说“和”，让大户借些粮食给穷人度荒，而且尤其不应该拿着大棒子打伤人，这样大家都结了仇不好。革命也好，阶级也好，都化解在母亲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评判标准之中了。我总因此怀疑有些把宣传和舆论说成是多么了不得的高调，怎么做人才妥当，不是宣传文章说了算的，至少在我母亲那种数以亿计的平凡人那里是不成立的。
祖父回家之后，生存的艰难依然日盛一日。迫不得已，开辟了一口小水塘蓄水，再开辟一小块水田出来种稻子。后来，因为水塘地势较高，渗水影响别人的房基，只得重新回填，弃置不用。这个时候，父亲兄弟都慢慢地长大了，也开始学做木匠手艺为生。
国家大的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已经在望了，国民党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这一点，地主比贫农更注意，他们更主动采取了适应措施。本地大地主陈骢安（就是我高祖父为他家父辈干活的那一家地主），开始大量抛售土地，我祖父觉得好机会来了，他利用从“牙齿缝”里面省下来的钱，找中人去说合买地，陈骢安比我祖父在政治上更敏锐，在心理上也特别善于把握，他假装不相信我祖父有钱的样子，假装不太热心交易的样子，对我祖父使出激将法，我祖父顾不上谈价钱，就从一口装粮食的大缸背后拿出钱来给他看。事情当然成交了。直到1970年代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祖父仍然对我重复过当年这一幕，在我祖父的心目中间，有几亩水田，是生存的根基，国家大势和其它的种种问题，与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相比，都处于次要地位，不值得考虑。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祖父对我讲述买田经过时的表情，充满着欣慰感，也许还有几分自豪感。后来学习党史和近代史，知道祖父买田的钱，积攒得很慢，但是那几年的通货贬值速度却很快，他所说的“两大捆钱”，并没有多少实际购买力，地主的种种做作，实际上是唯恐不能成交，并非刻意计较代价多少。但是对于一个长期在生存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人来说，除了足以支持生存的田地之外，没有其它东西好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