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彼特的司南、扩音喇叭和贞操带
作者：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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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里经常搞一些有意思的活动，目的是要平时几乎不交往的邻居们，进行一点交流与交往。因为，现在的新社区跟过去的胡同和大杂院生活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彼此老死都不相往来，而且跟家家都藏着个大秘密似的互相还躲着。于是，社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最近搞了一个星期日跳蚤市场，让业主们把自己不要的旧东西拿出来卖。这样的活动完全不是为了卖钱，主要是为了让社区人互相熟悉熟悉。
一般在星期天，我早晨起得都比较晚，10点钟，我溜达到社区里的那个小广场，看到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果然，大家把各种各样自家已经不怎么用的东西拿出来了，还真是什么东西都有，五花八门，实在是丰富。其间，一张熟悉的脸引起了我的注意，啊，这不是美国小伙子彼特吗？这个家伙个子高，面皮白净，很扎眼。我看到他卖的大部分是一些外文的书籍，还有一些从国外带回来的各种小玩意儿，那些东西很便宜，很快被抢空了。我眼疾手快，看见摊位上还剩下三件东西：一件很古雅的司南，一个扩音喇叭，然后，是一件已经有些锈迹斑斑的古怪的铁制东西，幸亏我有些见识，我看出来，那是一件女性贞操带。这个东西我在山西寻访清代庄园的时候，曾经见到过。那是过去男人出门之后，要给自己的女人戴上的东西。我就一把都抓在手里说，“喂，彼特，这三件东西，我都要了，多少钱？”
他看见我一把就抓住这三件东西，忽然表情有些迷茫了，很有些舍不得了。“我有点不想卖了。你怎么对这几个东西感兴趣呢？”
我说：“彼特，这东西，不过是些工艺品和玩具罢了，你怎么犹豫了？”
彼特眨巴着他蓝色的眼睛，甩了甩自己潇洒的长头发，告诉我，“这三件东西都是信物和纪念物，是我三段感情的见证啊。”
我一听，就很感兴趣，立即要他讲给我听。他想了想说，“好吧，我还真的需要找个人说说我的那些事情呢。”
我们离开了小广场，来到了社区一家咖啡馆，然后听他给我讲他的故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彼特这家伙，是在女诗人、编剧顾小玲的家里。我和顾小玲住在这个社区里，她是租的房子。我和顾小玲熟悉的原因是，我们都是多部电视剧的编剧和策划，几年来，合作过几次，所以，应该算是不错的朋友。顾小玲是一个北京女孩，人很高大，头发很长，很爽快，喜欢抽烟，也喜欢骂人，和男人一样喜欢用一些很粗犷的脏词，比如“傻鸉”这样的猛词。我听她骂人，比我自己骂人还过瘾，就是因为这些词出自一个妙龄女子的红唇之下，那种感觉怪怪的，很奇妙。她骂起那些给我们写的剧本提意见的导演和制片人，真的是十分痛快，简直是酣畅淋漓，骂的是唾沫星子乱溅，让我都脸红耳赤。导演和制片人虽然很恼火，可是，因为顾小玲也不是好惹的，况且又是一个女人，一个名编剧，因此他们只好隐忍不发忍气吞声，而让我心里大为痛快。所以，当我看见她和美国小伙子彼特在一起，就觉得无论从个头上还是性格上说，他们俩彼此挺般配的。况且，美国人也有几句自己著名的国骂，什么“fuck”、“shit”一类，两个人在一起对骂，一定是狭路相逢旗鼓相当。不过，我私下里认为，这个顾小玲有些粗糙，在感觉上不如彼特细腻漂亮，等于是一个漂亮的美国男人和一个不算那么漂亮，但是有些才气的北京女人在一起。
彼特是一个很漂亮的美国小伙子，皮肤很白，留一点很帅气的胡子，长头发一半是扬起来的。他的中文说的不算好，可是，据说他非常喜欢中国。他曾经在香港留过学，爷爷在1940年代，曾经作为“飞虎队”的空军飞行员，参加过对日本空军的作战，所以，可以说是对中国很友好、很有感情的美国人。他的父亲在1980年代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商务参赞。他虽然出生在美国，可是，从小在家里看到的，以及听到爷爷和爸爸说的，都是在中国的见闻，因此，彼特可以说是一个有着中国情结的美国人。如今，他在798工厂艺术区租了一个大仓库，办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还出版一种印刷精美的广告杂志，免费在北京的社区里投放，这家杂志主要刊登在北京的吃喝玩乐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很受小资们的欢迎。然后，那天就有了我和彼特在社区里的咖啡店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倾听他讲述自己的三件东西，和他的三个中国女朋友的历史，以及他对中国女性的感受。下面，就是我们在咖啡店里面的谈话大概的记录：
彼特说：“Fuck！Shit！我今年三十九岁了，可我还是一个光棍。你看，我是喜欢中国的，而且，根据我爷爷和爸爸对中国女性的描述，她们都是无比美好的尤物，是顺从、贤惠和温良的代表，对待男人，甚至比日本女性更恭敬和礼貌，对待家庭，比韩国女性更吃苦耐劳。可是，我却倒霉了。最近十年来，我交了三个女朋友，全部都是另外的一种中国女人，我和她们的交往让我倒了大霉，我算是运气糟糕透顶了。说起来，话题就要扯很远，具体要扯到了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了东方，来到了香港。那个时候，香港已经面临着1997年的回归，所以气氛比较的怪异。很多香港人都有些人心惶惶的，不知道回归大陆之后，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会不会改变香港的一切，包括他们醉心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虽然，按照香港的基本法明确地说，这些是不会改变的。但香港人还是很不放心，很忐忑不安。这一点，我就要说你们的邓小平的伟大了，他看来的确是有远见的，也是很有手腕的，从英国人那里把香港拿回来，根本不和英国人客气。而且说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说话算话。可是当时的香港人还是很害怕，不知道香港的前途如何，自己的前途如何。于是，一些香港人就赶紧移民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去了，当时这些国家对香港移民也有政策上的优惠。
“我在一所大学读书，在大学里，我碰上了一个出生在香港的女孩子，她的名字很美丽，叫作卢翩翩，是学习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她很喜欢十九世纪的英国作家，对那些作家是如数家珍。但是，她对美国文学却很蔑视和看不起。我们就经常争论、吵架，因为我认为，二十世纪绝对是美国文学的天下，是不是？你看，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托尼·莫里森、托玛斯·品钦，这些作家，有白人、黑人、犹太人和南方人，有现代派作家，也有后现代派作家，我们美国作家你随便挑，都有几十个让你头晕目眩、眼花缭乱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争论归争论，这个女孩子的确很可爱，像她的名字那样，走起路来飘飘摇摇的，很好看，很有东方的味道，腰肢很柔软细致。我很喜欢她，于是，我们就恋爱了，我们之间当然有着共同的话题，那就是文学。虽然，我们之间最大的争议是她的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伟大，还是我的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学伟大。我们经常闹得不可开交，我说福克纳伟大，她就说狄更斯伟大。当然，一会儿，我们就和解了。毕竟我们喜欢的都是文学，而且我们有一个共识是，我们研究的都是英语文学，英语文学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啊。再怎么样，美国的也好，英国的文学也好，都是英语文学，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和好了。
“那段时间是我最好的日子，1996年，虽然香港很多人显得五心不定人心惶惶，可是，我们俩的日子过得很好。我们很快就同居了。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早晨醒来，我看见她穿着半透明的薄纱裙在开着的窗户前，迎着微风活动自己柔软的、依稀可见的腰肢，那薄纱在和风中鼓动起来，然后，她的身体轮廓在白色的纱裙中隐现。窗外，是香港半山下的海景，如此动人的景象，令我心醉。可是，当1997年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变化了。她的父母亲在7月1日之前就移民加拿大了。到了这年的6月，她临近毕业了，先是跑到了印尼一个岛上，在那里刚好目睹了一次火山的小规模喷发，差点就回不来了，死在火山灰里。7月1日她就是在火山灰的飘散中度过的。一个月之后，她回到香港，又到父母所在的加拿大呆了一段时间，渡过了香港被大陆收回的最初那些日子。我呢，觉得她的反应太过激了，香港被你们大陆回收，有这么可怕吗？可是，我怎么跟她说都没有用，她是本能地恐惧和担心香港被收回。我因为在学校里面有研究项目，就没有去加拿大和她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