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二姐
作者：阮 梅
字体： 【大 中 小】
3
火化，在现今已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渐近成为习惯。而在二姐去世的年代，于执守迷信的乡间来讲，不亚于一枚日军炮弹受到集体的排斥。随手掂掂它本身的罪过，会比被人掘了祖坟还大。千百年来人们固有的观念是，被火化了，便会失去三魂七魄，是一个人在尘世内外的彻底消亡，更甭谈转世再为人畜。可谁会愿意自己的彻底消亡呢？所以在二姐离去的年代，这个新的文明方式在宣传到一定时期仍然毫无响应后，便开始实行干部带头制——这是国家受信于民的一贯策略。而在为干部制定的最后一个土葬日里，恰好有一名干部拖到了火化期，按照政策只能火化，但他却死不瞑目。遗言，便是托人想办法不火化。终于扭结成为一场不小的纠纷。而二姐，她作为一个家族或一个地域需要被遗忘的灵魂，便有机会骄傲地走在了文明的前列，引领了一个地方的新风，成为了绿水青山间一缕扬眉吐气的青烟。
那是二姐最后的一次在人前盛装出走。那天，二姐连头带脚被吞进一辆特制车辆的后铁箱，悲壮地朝火葬场的方向行进。送行的鞭炮，一路稀松地响着。我本能地回头一望，就看到了纯弟，看到了纯弟挤站在行动的敞篷车厢角，头发向后翻飞，衣裾飘飘，一只手高举鞭炮，一只手用烟头去点。在随之爆响的噼里啪啦声中，小弟的笑声里便充满了一种恣意的豪迈。就在小弟笑声骤响的那一刻，我猛地打了一个寒颤，好多年前的一幕和着泪雨扑面而至……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雨天，妈妈做工回家不见了小弟，到处找不着，急火攻心的母亲便抓了个帚柄嗖地一声敲上我的头……待过了一会，又一道暗影投过来，我吓得头都大了，以为是母亲再次怒起的棍棒，抬眼一看，却是二姐，满身湿淋淋的二姐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小弟出现在门口。她急急地说，找了老半天，原来小弟被人丢在池塘里，妈妈……快找人……来救……他。
因为这次受了冻，二姐发烧了好几天，连续两个月病病歪歪。以后，二姐只要看到了水就怕，甚至一个人不再敢走路过桥。
我的纯弟，面对二姐的死，或许人家可以笑，但你不能……我不能。
4
一个骨灰盒，盛着二姐年轻生命的最后残骸，成为了二姐生命的最后见证物。
盛装二姐的骨灰盒，制作精美，雕塑逼真。再次审视它，不由想起希腊神话里的潘多拉魔盒。潘多拉怀着好奇心不慎打开了陪嫁的魔盒，里面所有的灾难、瘟疫和祸害便都飞了出来，人类从此饱受折磨，诸多不祥因子便长扰人世间。可被用来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样物件——希望，却被潘多拉关在了盒底，永远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而我们当初把二姐放进去，是否也怀了一个不敢言说的妄想，妄想将一个家族里所有的不祥因子全部随了二姐的离去而永远地陪葬在里面？要不是这样，何至于过了好多年，几姐弟相见，我们连二姐的名字都不敢再一次提起？
对于子孙满堂的寿终正寝者，以亡者为大。不锣鼓当道、嚎哭喧天、肆意铺张就会被指责为对亡者的不敬；而对某一类人逝去，却以生者为大。他们的逝去本身，就被永远地钉在整个家族与一个地域的耻辱柱上，只能遭贱葬、诅咒，以避冥冥之中所说的一种大邪。这是常人遵循的法则。按照乡俗，二姐属于后一类。母亲在二姐故去的当天，即对我们有过教导，说，想这类亡人，不利活人。以后不准再提她。
自小父亲长年在外，母亲是我们的衣食来源，更是我们姊弟五个不可侵犯的精神权威。像一枚山中果子，我们习惯了缩在母亲为我们铸就的坚硬外壳里，成为随着风儿左右摇晃的弱小的一瓣瓣籽粒。尽管年岁猛长，二姐离世时我已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我一直习惯遵从母亲的思想，不敢逾越冥冥之中命运诡异的断言。于是在二姐去世后的这么多年，对于阴阳相隔的二姐，我和我的姐弟们一样，因恐惧而远离。那层薄薄的纸，虽有过窥视，但也不敢结集任何力量和思想来触摸、突破它。起初想起二姐，一般的时候，我们就学着把二姐作为一个该诅咒的词儿，尝试去遗忘，遗忘不成，就把她作为一个忌讳，藏在心底。就像小时候含着偷嘴的话梅糖，只用嚅动的唾液嘴咀千遍，酸酸味，甜甜味，只留在心底滚动。就是不敢在母亲和大姐面前有半点的流露。
但在二姐初亡的那几个月，对二姐的思念却犹如一颗深埋地下的种子，逮着机会就疯长。
在当时还没有兴旺起来的殡仪馆，被注上编号的骨灰盒，是有一个固定存放位置的。但这个位置的期限仅指一个月。记得二姐火化一个月期满的那天，我们专程回家见过母亲。那天下午，我和大姐蹲在母亲的田地里，归拢母亲在前面拔去的摞摞杂草，齐齐把泪水洒在母亲的菜地。可母亲一句不准再提她，便闭死了我们的嘴。那一刻，望着母亲飘扬在风中枯朽的短发，我很想问母亲，难道二姐真的就这样从我们生活里消失了么？难道二姐的生命真的不如一枚草芥么？
在属于二姐的冥世，她真的只能成为一个没有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么？在她那没有资格形成注脚、写成悼词的曾经有过的生命天空里，二姐真的只是如鸟儿一样飞过，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么？
5
父亲说，二姐小时候，生得眉毛细、皮肤白、嘴巴甜，是爸抱到单位最多的一个细妹子。二三岁的二姐，喜欢挥动着胖胖的手臂到河滩上或是下过小雨的泥沙路面转圈圈，哼自编的歌，把两脚间的泥巴踩成软软的小山样，惹得路过的叔叔婶婶忘了赶路而看呆了。然而，欢蹦乱跳的二姐四岁上不知染上了什么病，好多次走在路上无缘无故就倒地人事不醒，死了一般。医生看不出什么病，慌了的爸便找着药丸子就给吃，二姐居然奇迹般地一次次活过来了。只是活了过来的二姐到了十来岁虽然不再无缘无故地“死”去，感冒发烧都不生一个，但却中了邪似的，走路做事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你急她不急，一天一件事情都总是做不利索。到了上学的年纪，书自然没法上了，便留在家里帮衬母亲做家务。
二姐做事慢，但性倔，话来得快。像母亲磨过的切菜刀，锋快。
有一次，邻家的祥伢欺负大弟性情敦厚，把大弟逼到一个墙角角，出口说了一连串他家有什么有什么你家有吗之类的话，急得大弟直哭。不想二姐远远地丢上一句：我们的屋——是红砖瓦屋油膜毡，你们的那个烂棚棚子比得啵？后来，这句话让整个队的细伢子不敢再小觑二姐。
那时候，全大队可以称上红砖瓦屋油膜毡的房子只有两户。
二姐尽管性子倔，但在家里，她与我之间发生的战争，最终却总是我胜。而斗败的她，要么默不着声，要么委屈而哭。而我，便怀了屡战屡胜的喜悦，快快活活去做我的功课。记忆中最深刻的战事，有两件。一是她往往不记得大我整整六岁的现实，和我争抢父亲的衣服披，争抢父亲带回的土钵盛饭吃。我个儿小，就常常蹿起老高抢，抢不到的时候，就赖在地上，不起来，手指着她又哭又骂：你是傻子，你是醒宝，读书都读不到，你长大了吃得到“公家饭”，披得到“干部衣”吗？往往这时候，她就把“干部衣”、“钵儿饭”给我，一个人呆在一边，眼窝泛起潮。而得了衣儿钵儿的我，还要对她进行胜利的叫嚣。直到母亲使了眼色厉声骂，我才会住嘴。其实这时的二姐，早已抹着围裙在灶头烧火了。这是大斗，小斗是每天都有的。比如母亲吩咐二姐的活计，玩耍在二姐身后的我，总能及时找到事情过后的遗漏，向母亲检举她这样那样的错。而我，对于母亲派给的活，总是比她做得好。想来小时候的我，竟会以如此的拙劣表演，以期讨得母亲欢喜。可每个子女都疼在心窝窝的母亲怎会让我的计谋得逞呢，便将偏袒二姐的心显露得更甚一些。这样，我便有些不甘心。与二姐玩的时候，便玩出许多花样来。记忆中的第二件事，是在一年收获的季节，母亲从老远的湖里挑来两担柳条，我们五姊妹十只手掌顿时像一群顽皮的小麻雀，一齐翻飞在柳条之间。我随便抽出一根小柳条追着二姐打玩架儿。柳条打人不痛。二姐嬉笑着说。那这根柳条打人痛不痛？很快，我找到了一根最粗最长的柳条。我问二姐。不痛！二姐咬咬牙，颤了颤声音，仍然坚守住自己的观点。那我打啦！打吧！不痛。于是，我双手衔紧柳条尾，使出吃奶的劲，粗重的柳条头很快便扫过二姐的颈，一道血蚯蚓一下子横爬在二姐的颈上。二姐大哭。闯祸啦！我丢了柳条就跑。直躲到太阳西下，待到母亲逮到我回家吃饭时，我才知道，二姐根本没有对母亲说。饭桌上，因为二姐颈上的血痕，母亲直骂二姐事做不好，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一直在唉声叹气。二姐被骂得眼泪滴落到碗里头，额上还被母亲手指戳了几戳，可就是没有提起我。晚上，二姐照例早早地睡在里边，把外边留给我。那晚我起床大解，二姐照例帮我提灯拿盏，在茅棚外的寒风中站立，等着边看小人书边蹲厕的我慢悠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