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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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建议组建“中国人民
永久信托基金”
学者崔之元长期跟踪研究国有资产问题，他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概念为理论基础，并以美国阿拉斯加“每人一张支票”的实践作为依据，提出了这一制度设想。即，自然垄断行业的高垄断收益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如果划拨部分国有企业利润，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并把永久基金投资的部分利润直接分给每个公民，将使人人享有“社会分红”。
崔之元称：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可能是最早提出“社会分红”这个概念的人，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法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的“自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很相似。早在1938年，米德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已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国家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1938年，米德又在《消费者信贷和失业》一书中进一步明确将直接分给每个公民的“社会分红”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使它起到在经济萧条时期的扩大消费作用。
1978年，以米德为首的“米德委员会”发表了改革英国税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当代税制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有严重缺陷。例如，虽然名义上英美等国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的，但有着极为复杂的减免条件，富人有很多合理的避税途径，而工薪阶层则成为纳税主体。更重要的是，当代西方税制的管理成本很高，“米德委员会”经测算后认为，可以选择不太低的单一税税率，废除现有的税收减免，并同时对每个公民进行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种“单一税”加“社会分红”，比起现行的名义上的累进所得税，更能促进效率与公平。
在米德看来，“社会分红”的作用远不止于作为“反周期”的政策工具，更重要的是“社会分红”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能促进就业。“有条件”是指，“失业”了才能领救济，而且失业者还得证明自己在不断地找工作。“社会分红”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同样的、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即无论就业与否均享有“社会分红”，这就调动了“社会分红”受益者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乍听起来似乎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分红”似乎比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更加削弱接受低报酬职业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如果现行的有条件的“失业救济”是100元，米德的方案则是，无条件的社会分红80元，如果失业则再加20元。这样一来，失业者如果找到工作，则不再领取20元救济，但仍有80元的无条件的社会分红。因此，只要外面的工作收入大于20元，失业者就会被激励去找工作。
把一部分收益用于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有多种益处。除前面提到的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简化税制外，直接对个人的社会分红可以加强人们对公有资产的关心度。
米德所设想的社会分红的来源并不止税收，还包括公有资产的收入。米德认为，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市场收益，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则会降低个人、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以香港为例。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机会。但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利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即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事实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密切关注阿拉斯加州的社会分红实践。委内瑞拉、以色列和美国的新墨西哥等州，均已出现了要求建立阿拉斯加州式的社会分红主张。欧洲推动社会分红的运动更为强大，他们喜欢把社会分红叫作“基本收入”。英国在布莱尔首相的推动下，已经向社会分红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即英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新生儿一笔钱，存入该儿童的“教育账户”。我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社会分红的初步形式，如江苏、浙江对60岁以上只有女孩的父母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共资源类似，我国央企大多数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体人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不妨借鉴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将166家央企的利润的50％作为本金组建“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再将此基金投资收益的50％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
这个数目最初看起来不多，但随时间推移，基金本金会越积累越多，社会分红的数额也会翻番。全国人大每年还可讨论是否根据需要将央企金融企业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受益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这样，十年之后，社会分红的数目将很可观，并且会积累很大数额的永久基金。
（谭军林）
底层沦丧的危险
学者孙立平日前在《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认为要警惕底层的沦丧和道德的沦落。
孙立平称：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庭汉在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三十二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民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
孙立平指出：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的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其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看来，我们实际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或底层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如此，但沦陷却绝非个人之事。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又在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但问题的实质，还不是穷人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