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关卡
作者：王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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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关的拆除是迟早的事。我倒有一个想法：南头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应该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在这里建一个“打工博物馆”，让它储存一代人的记忆，见证中国近三十年的历史。我把这个想法对一些打过工的朋友们说了，朋友们都很兴奋，很激动，也鼓励我为此而奔走。南头关对于我们这些打工者来说，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泪水，希望与失望。
这些年来，关于打工，关于底层，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人说，底层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形形色色的自告奋勇的底层代言人出现了，他们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底层呼喊、代言。可是他们却没有去问过被代言的那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代言，这样的代言，是代言了我们的心声，还是代言者自己的声音。不妨仔细思量一下代言这个词，代言人是一个商业味很浓的词，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代言，某某品牌的代言人，是要从被代言者那里获得利益的。那么，底层的代言人以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利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代言人来回答吧。另外有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层。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对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那么，在底层与上层或高层之间，是否也有着一道关？假设有这么一道关，将这两个层或是更多的层分成了不同的世界，就像我当初身处关外，对关内的想象一样，那种想象是不真实的，是一厢情愿的。底层对于上层或高层的生活也只能想象，上层或高层者对于底层的生活，更多也是出于想象。没有身处底层，如何真切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这种痛后带给人的麻木？有“层”的存在，就有隔膜存在。每个层与层之间，隔着的正是一道道的南头关。有形的南头关并不难拆除，然而无形的南头关，在可以想见的将来，还将横亘在人们的心中。
卡
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活会与各种各样的卡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银行卡、会员卡、信用卡、贵宾卡……
也从来没有想过，代表了身份与财富的卡会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不是拥有，而是制造。打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一家制卡厂上班。老板是武汉人，人倒是很和气，也承诺工厂做大做强了，会给我们每个员工以发展的空间。聪明的老板在我们这些天真的员工眼前挂上了一串胡萝卜，又在我们的后面加上了一条大棒。大棒的挥舞者是一位来自福建的厂长。老板和厂长，在我们这些打工者面前分别唱着红脸与白脸。然而唱红脸的老板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事的工作，是职业病的高发工作，只说工厂发展了，生产环境就会好起来的。唱白脸的厂长，在听我们说到车间里的味道难闻时，用一句南方流行的省骂加上一句“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过把抓”，把我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我是作为美工招进厂的，进厂后却因为会调配油墨的颜色而调去了丝印车间。作为一名丝印操作工，我的工作很简单，调出需要的颜色，在PVC片上印刷出各种图案。生产一张卡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印刷时一种颜色一道工序，印完一道再印下一道，有的卡要印上五六种颜色甚至更多，印好后交到压模车间上磁条、压膜、打凸字号码、烫金、写磁条。一张象征着财富与身份的卡，就这样诞生了。
丝网印刷的工艺就比较简单了，简单到可以不用任何的机械，一张桌子，一块丝网，一把刮刀，如此而已。我们的车间，其实就是一个手工作坊。丝印车间对工具的要求不高，但空气中却不能有灰尘，小小的灰尘沾在丝网或者PVC卡片上，都会造成废品，增加卡的成本。为了控制成本、减少废品，丝印车间的门窗被紧闭了起来，只有一台小小的排风扇缓缓地对排着空气。稀释油墨、清洗丝网刷，没有一样少得了天那水，手上沾满了油墨，也只能拿天那水来洗，不管怎么小心，衣服上总会沾上油墨，而天那水成了洗衣用的清洁剂。印刷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天那水气味。苯已深入到了我的身体里，融入了血液中，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能从我身体里弥漫出来的刺鼻气味判断出我的职业。甚至在离开工厂一年后，我的身体里还散发着天那水的味道。
每天的工作就是这样重复不变，周而复始。这是我离开农村之后学的第一门技术。在家里，老人总是告诉我们，“学好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不怕”。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想到少年时的画家梦之花，却结出了丝印工之果。
丝印技术伴随了我十年的打工生涯，十年中所有的选择，几乎都没有离开这个行当，总是和天那水、油墨打着交道：调色工、丝印工、晒版工，甚至当生产主管，也还是丝印车间的生产主管……直到有一天，我得知长期和这些含苯极高的化学品接触容易中毒时，才意识到这个职业的危险。强烈的逃离工厂的愿望，迫使我做出学习的努力。我希望能在丝印之外，寻找到另外能养家糊口的技能。这一愿望后来终于实现了，我的生活己不再和天那水有关。
2002年，我在一家打工刊物当记者，做过一期名为《倾听生命凋谢的声音——走近广东职业病患者》的专题。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重度苯中毒会直接引起严重再生障碍性贫血。现在写作这篇散文时，我找出了那一期的刊物，读着自己写下的那些文字，心情依然不能平静。那远离了的制卡厂的生活也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在那篇专题中写道：
据悉，广东省接触职业类危害因素人数约1000万。1989年至2001年，全省共报告职业病4848例，其中新发尘肺病2486例，尘肺病死亡1160例；急慢性职业中毒1656例，死亡107例。职业病，这一吞噬劳动者生命的无形杀手，正一步步紧逼劳动者……
《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时评——《比苯更可怕的是………》，时评说：“苯”是一种化工原料，对人体有害，但毕竟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它对人体的伤害。然而，比“苯”更可怕的是那些要钱不顾人命的个体不良老板和少数官僚的冷漠之心……
我庆幸我离开了苯的威胁。然而，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卡了。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他们的身体处于这种威胁之中。各种各样的卡，方便着我们的生活。可是当你拿着贵宾卡在星级酒店消费的时候，当你拿着高尔夫球会的会员卡去那如茵的碧草上打着优雅的高尔夫时……有谁会想到，这一张张小小的卡片背后，会有着怎样的付出。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就像人们吃饭时，不会想到农民种粮的辛苦，就像当你住进高楼的时候，不会想起那些修建高楼的建筑工人。没有人会想起。
有些卡是我们生产出来供人使用的。而另一些卡，却是工厂为我们设计准备的。相比我们生产的这些卡，后者对我的生活影响更大、更深远、更深入骨髓，也更冰冷无情。
比如在上下班时打卡。你的上班和下班的时间，被打卡机精确到了秒。打卡机的精确，把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台机器，你无处可逃。我听说过有些厂里，让其他工人代为打一下卡，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但在我打过工的几家工厂，你最好还是打消这种想法。打卡时都有保安站在旁边盯着，卡一打完后就收了起来。
打卡对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来说，虽说显得冰冷了一些，不那么有人情味，但它为企业管理带来了许多的便利。比如说结算工资，特别是加班工资的结算，更加是一目了然。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以我在松岗打工的那家厂为例，我们在上下班自己打一张卡，而保安再代打另一张卡。在保安代劳的这张卡上，上下班时间，加班时间，将会控制在《劳动法》允许的范围。这张卡专门用来应付劳动部门的检查。相应的，工资卡也有两份，一份是真实的工资，一份是假的工资。
还有一种离位卡，对工厂生活陌生的人来说，可能无法想象工厂里还需要这样的卡。离位卡就是一张名片大小的卡片，正面有员工工号、车间、姓名等等。背面有一张表，有离位时间、归位时间、拉长签名。每月月底，此卡同饭卡、考勤卡一起上缴到财务，结算工资时作为凭证。上班时间，员工离位，比如去一下卫生间，必须佩戴离位卡，归位时离位卡交由拉长签字。员工每月离位次数是有明确限制的。这种限制因厂而异，有的工厂比较人性化，有的工厂则会比较苛刻。离位卡把每位员工上卫生间的次数也精确到了分钟。你必须学会合理的安排，分配每个月有限的上卫生间的次数和时间。就像你必须学会合理的使用每个月挣来的那一点工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