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关卡
作者：王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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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它横亘在城乡之间，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
我对特区的了解始于南头关。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初中毕业了，在家无所适从，感觉乡村生活像一个密不透风的闷铁罐，我们在铁罐里瞎折腾，乱捣蛋。然而我们的力量太渺小了，无法打破那坚固的铁罐，连在铁罐子里的呐喊声也是那么的微弱，于是几个人一商量，决定逃离乡村，去闯深圳。当我们凑齐了路费时才知道，要进入特区必需要过南头关。过南头关的合法途径，是获得一张边境证。
八十年代末期，一个农民要想获得一张边境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一群乡村叛逆的青年想要获得边境证，更是难上加难。别的地方如何不得而知，总之在我们那儿，你必须要用一系列红色公章来证明你的清白，从村治保主任到村委、从乡政府到镇派出所。一道道怀疑与审视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剥下你的骄傲与尊严。特区对怀有梦想进入它的人怀着深深的警戒，所有想进入者先被假定为有罪，你必须拿出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的无罪与清白。而在当时，我无法证明我的清白，我甚至无法过村治保主任那一关，这使得我的深圳之行推迟了数年，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武汉。当我在武汉打工数年仍一事无成时，我再次想起了特区。于是旧事重演，依旧天真地以为特区可能会是另外的一片天地，在特区，我可能会通过自己的打拼来寻回自己被剥离的尊严。
1995年，我与南头关相遇。
戒备森严的关口，长长的通关人流和车流，闪着凉气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那护城河一样的鸿沟……武警手执大喇叭，驱逐着流连在关口试图蒙混过关的人群。治安员神出鬼没盘查暂住证、清理“三无人员”以缓解关口的压力。我依然没有边境证，除了一张身份证之外，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谁，更别说清白。一张从武汉至广州的火车票，成了紧要关头证明我来深不久、还无需办理暂住证的救命稻草。
第一次与南头关的相遇，让我对关内的世界产生了更加浓烈的渴望。而关内的世界，暂时只能存在于想象中，那些想象有关成功，有关金钱，有关自由与尊严。要想获得这一切，首先就是过关。
那时似乎就只有一个发疯的想法：过关。过关。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关内。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得很，为什么在乡村时，以为只要离开了乡村就能获得想要的一切，而当现实将梦想击碎时，又以为只要到了南方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真有一天到了南方，又把梦想寄托在进入特区上。我甚至不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把进关当作了一剂精神鸦片，用来麻醉自己的痛感。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这就是传说中的希望吧。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当然，现在有人认为这句话的翻译是有误的，准确的译文应该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在这里我无意去追问这两种译文哪一种更为准确。这两种译文，对于南头关和关口曾经发生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就足以回答所有对于设立南头关的质疑。如果这个说法立得住脚，那么南头关口那些办假证者自然也有他存在的合理性，南头关那些带人进关的职业也有了他的合理性。
有需要就有市场。几乎每个试图进关的人，在通过“正常程序”无法进入特区之后，都会想到其它的“非正常程序”。我之所以把“正常程序”和“非正常程序”打上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常的程序本身就是非正常的，历史和时间会证明它是特定时期的一种非正常手段，而“非正常程序”，却是在所谓“正常程序”逼迫下的一种正常选择。
假证是很容易就买到的，只要你在南头关逗留上十分钟，就会有人装着不经意地走到你身边，然后压低了声音问你一句要不要办假证。那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接头。而关口的栏杆上、电线杆上，到处都贴着诸如“东南亚证件中心”之类的广告，这些广告宣称能办理你需要的一切证件，这些证件绝对能够以假乱真。广告上留有电话号码。我一直很疑惑，警察是默许这种职业存在的，如果要打击制假证者，只需要假装买主和他们取得联系，不难顺藤摸瓜找到他们。为了能进关，我抄下过制假证者的电话，也和一个制假证的中年妇女谈过。她声称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办好证件，而价钱是五十元一张。我并不怀疑她能为我提供假证，我害怕假证无法蒙混过关。用假证蒙混过关，如果被查出来，其后果可想而知。关内的生活给了我无限的诱惑，然而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冒这样的险。
许多的人挤在南头关，南头关外的深沟边，横七竖八地躺着我这样的外来者。小小的沁园公园里，也三五成群地挤着渴望进关的人，晚上就在河边露宿。我们像一群鸭子，有治安来时就一哄而散，治安一走，又陆续地聚回来。每天在关口都上演着这样的闹剧。闹剧是一目了然的，而悲剧，却只有当事人清楚。说不清有多少悲剧在南头这小小的关口上演。有人为了过关被制假证者抢去所有的钱财，结果不得不流落街头，或是被当三无人员收容；女性因此被劫财劫色，这样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更有甚者因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像是一群飞蛾，而关于关内生活的想象，就是那吸引飞蛾的火把。当年也有“有识之士”对我们这种行为进行谴责，认为这是咎由自取。更有甚者，将社会治安不好之类的城市治理中的问题，都归结为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素质低下。
谁也无权指责我们这种行为，谁都有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
所有的谴责，都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第一次进入南头关，走的也是“非正常途径”。其时我已在关外松岗的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每天早晨七点开工，工作到凌晨一点，有时更晚。月薪一百八。生活每餐都是空心菜。就是这样的工作，也不敢轻易放弃。而关内的生活，像梦想世界一样在打工者中流传：关内管得很正规，严格执行着最低工资标准，加班有时间限定……
对于当时我这样的打工者来说，关内无异于天堂。我的许多工友，都和我一样梦想着进关。有工友托关系办好了边境证，离开工厂时都会接受工友们衷心的祝福和羡慕。就在此时，武汉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在蛇口四海工业区的某服装厂当厂长，老师让我去找他同学。这个信息激发了我更加强烈的进关梦。当我再一次在关口徘徊，希望找到进关机会时，机会找到了我。冒险花了五十元钱，躲在一辆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我终于进了关。现在已无法说清当时躲在后备箱里的紧张心情了，本以为从关外到关内，汽车一起动就过去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交了五十元钱之后，司机把我拉到了离关口很远的偏僻处，把我塞进了后备箱中，又在我身上盖了一张大海绵。司机交待千万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蜷在车后面，感觉着车走一走、停一停，再走一走、停一停……蜗牛一样，经过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汽车终于顺畅地跑了起来，我知道，我这是过关了。
终于进关了。关内关外区别是很明显的，街道更宽阔，楼房更高，绿化更好，而我更加茫然、孤独、渺小、无助。转坐了几趟公汽，终于找到四海工业区的那间厂，也见到了我老师的同学，然而，老师的同学只说了一句“现在不招人”，就把我打发了出来。梦想实现得快，破灭得更快。在关内坚持了几天之后，我落荒而逃。
现在，进关的手续简单多了，凭身份证就可过关。拆除关口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南头关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许多打工者悲伤的故事已成了如烟往事，是那么的无足轻重。除了当事人，没有谁会记起在这关口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每次要去市内办事，经过南头关时，我都会想一些关于南头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进关？这个问题和鸡为什么要过马路一样难以回答。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进关了，然而我却选择暂居关外，无事也不会进关。我对关内的生活不再抱有任何梦想，进关也不再是我的精神鸦片。这样说准确吗？无意之中，是否我又为自己设立了另一道关卡呢？我的身体跨过了这道关口，我的灵魂呢？我的灵魂依然徘徊在关外。就像我的身体进入了城市，而我的灵魂却无家可归，只有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走、飘荡。